第一六〇回在写葛洪时，几乎全文抄了他的自述：他著「言黄白之事」的《内经》与「驳难通释」的《外经》，共一百一十六篇，「自号《抱朴子》，因以名书」。这段文字不是情节，而是葛洪对自己著述的说明。 为什么会收进来？因为本书的史体不只记政治军事，也记人物的事迹与著述。葛洪是东晋道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他的《抱朴子》是神仙道教的纲领性文本；若只写他炼丹罗浮，读者不知道他到底主张什么。抄一段自述，比作者概括更准确。 这段自述还透露了葛洪的立场：他批评「世儒但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书」，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学说与儒家正统冲突。把这句话放进书里，等于让读者看到东晋思想界儒—道的张力，而不是只看到葛洪会炼丹的猎奇。 在全书结构里，葛洪与郭璞、佛图澄、鸠摩罗什构成一组方外人物。他们都不直接参与军政，却都以方术或宗教影响君主：郭璞为司马睿卜筮、佛图澄为石勒起死回生、鸠摩罗什为姚兴译经。葛洪的不同在于，他主要是「著书」而非干政，所以他的段落更像学术小传。 这种写法说明本书对宗教的态度是并存而记录，不是护教也不是辟佛。它把儒、道、佛、方术都当成这个时代的真实存在，各给一段位置。读者若只看军政主线，会以为十六国只有杀戮；加上这一层，才知道那也是一个宗教与方术高度活跃的时代。 数据上，葛洪在本书只出现两次（第 48、160 回），但每次都是整段自述。这说明作者把他当成思想样本而不是情节人物。与佛图澄、鸠摩罗什相比，葛洪更少「神异」、更多「著述」，这正是东晋道教与十六国佛教的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