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五〇回写禅让：刘裕先令傅亮捧玺绶还宫、再作表辞让，恭帝问「宋王无意禅任，卿等若何」，傅亮建议筑一台名「受禅台」，对公卿士民明白禅位，于是卜地南郊、筑三层高台，择六月丁卯日，集百官、禁军、四夷数万人，恭帝亲捧玉玺授刘裕。 这套仪式不是本书的发明，而是魏晋以来的标准流程：前朝皇帝主动禅让，新朝皇帝再三辞让，群臣「劝进」，然后筑坛受禅。它的作用是给「篡位」披上天命转移的外衣。仪式越隆重，越说明新朝的合法性需要旧朝的盖章。 为什么要在南郊筑三层高台？因为南郊是祭天的场所，禅让要在「天」面前完成，才算天命所归。三层的数字也有讲究：象征天、地、人三才。参加者包括「匈奴单于四夷化外之人」，这是要展示万方来朝，让禅让看起来像天下共推，而不是建康内部的政变。 但本书写这场仪式时，笔调是冷的。恭帝「只得令太常院官卜地」，一个「只得」写出了他的无奈；刘裕「方受命」，一个「方」字写出了他的姿态。仪式越完备，越显得这是一场排练好的戏。 把它与前面几次九锡并读，可以看到本书对「禅代」的完整观察：九锡是门槛，禅让是过场，受禅台是舞台。刘裕不是第一个走这套流程的人，但他是最后一个走成的人——东晋亡，南朝宋始。本书以这场仪式收尾，等于说：两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，最后浓缩为南郊高台上的一次玉玺交接。 版本上，受禅台的细节（三层高台、南郊、丁卯日）在《宋书》里也有，本书加了「匈奴单于四夷化外之人亦有数万」一句，把禅让写成万方来朝。这一句是演义的粉饰，也是政治的实情：新朝需要四夷来证明天命，哪怕他们只是来看热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