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1年，胡适写《红楼梦考证》，用曹雪芹的家世、版本、脂批来做实证研究，提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「自叙传」：贾宝玉有曹雪芹的影子，贾府有曹家的影子，书里的繁华与败落，是曹家由盛到衰的回忆。 这在当时是一场革命。之前的红学，主流是索隐派，把《红楼梦》当政治密码；胡适把「猜谜」变成「考证」，把作者从无名氏还原成曹雪芹，把脂本、程本、曹家家世带进研究。这就是「新红学」的开端。 「自传说」的影响很大：它让我们知道曹雪芹是谁、曹家怎么败、脂批为什么重要；也让「贾宝玉=曹雪芹」成为很多读者的默认。但它也有问题：小说不是日记，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，贾府不等于曹家；曹雪芹可以把亲身经历拆开、重组、虚构。过度坐实，会把文学想象压扁。 所以今天多讲「自传性」，不讲「自传」。《红楼梦》里有曹雪芹的血肉，但不止有他的血肉。胡适的贡献，是把书拉回人间；他的局限，是忘了书还是书。「新红学」的贡献，是把《红楼梦》从「猜谜」拉回「考证」。胡适之后，人们开始查曹家的家谱、查曹雪芹的生平、查脂本的批语、查程本的年代。没有这些考证，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猜「贾宝玉是谁」。但「自传说」也带来一个副作用：读者容易把小说当史料，把贾府当曹家，把宝玉当曹雪芹。胡适自己后来也说，「自传」只是「自叙传」，不是「日记」。胡适把书拉回人间，但也提醒我们：人间不是日记，小说不是证据。自传性不是自传，这是读《红楼梦》的分寸。考证救了她，也差点把她钉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