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在一九二〇年代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讲《三国演义》时下了一句断语：「至于写人，亦颇有失，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。」意思是：作者想把刘备写成厚道，结果写成了虚伪；想把诸葛亮写成聪明，结果写成了妖怪。 这句话之所以流传，是因为它精准指出了演义的写人方法：用「过度的好」来塑造人物。刘备一次次哭、一次次让，读者反而不信；诸葛亮一次次算准、一次次借风，读者反而觉得不近人情。 鲁迅并不是全盘否定。他承认演义的叙事能力与结构，只是批评它「写人」的火候。这个批评站在现代小说的立场：人物应该有灰度、有内心，而不是靠标签堆出来。 但这句话也被后人用得太顺。很多人拿它当「三国写得差」的结论，却忽略了演义是章回体、是说书传统的产物；在那种体例里，人物需要鲜明，不需要暧昧。刘备的「似伪」，恰恰是类型化写作的必然。 后来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」也成了口头禅，用来调侃演义里的神机妙算。它和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」配对，几乎成了现代读者评价三国的标准开场白。 较稳的读法是：鲁迅的批评是文学史的判断，不是道德判断；它指出的是「类型化写人」的极限，而不是作者的人品。读三国时若想起这句话，不妨反过来问：为什么类型化的人物，仍然能让人记住几百年？这句话还有一个副作用：它让读者习惯用「虚伪」解释刘备的一切。其实刘备的哭与让，在汉末的政治文化里是有功能的；用现代小说的「真实」标准去量，才会觉得他假。鲁迅点出的是写法，后人却常拿它当结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