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以来，普通百姓很少通读一百二十回。他们认识三国，多半靠说书、评书与戏曲：一场《空城计》、一折《群英会》、一段《借东风》，就足以让人记住诸葛亮、周瑜、曹操。 折子戏的好处是「一场一人」。观众不需要知道前因后果，只要看城楼上那张琴、看蒋干那张窘脸、看曹操那把火烧船，人物就立住了。三国的人物之所以脸谱化，与这种「折子」传播方式有直接关系。 代价是整体感消失。看《空城计》的人，记住的是诸葛亮的从容，不知道他此前失街亭、此后被贬；看《群英会》的人，记住的是周瑜的机敏，不知道他后来被气死。折子戏放大了一个侧面，也切断了因果。 关帝信仰又叠加了一层。关羽在民间被尊为「武圣」，关帝庙遍及城乡；《三国演义》里关羽的戏，因此被反复搬演、放大。一个人物从小说走进庙宇，他的「义」就不再只是文学主题，而成了社会伦理。 这种传播方式塑造了「民间三国」：人物鲜明、道德清楚、故事独立。它与文人通读的「文本三国」并不完全一样，前者要的是当场叫好，后者要的是前后照应。 较稳的读法是：三国的生命力，一半在书里，一半在台上。折子戏让故事活了三百年，也让理解停在表面；今天若要真正读懂，还是得回到全书，把那些被折子切掉的因果接回去。还有一个现象：折子戏偏爱「智斗」场面。空城计、群英会、借东风、蒋干盗书，都是智力戏；单挑戏反而较少独立成折。这说明民间最爱的不是武力，是「看聪明人怎么赢」。三国的民间形象，因此比原著更「智」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「没读过三国，却知道诸葛亮」。折子戏把人物从文本里解放出来，让他们成了独立的文化符号；符号越独立，离原著就越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