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回介绍刘备，说他「贩屦织席为业」，是宗室之后却家道中落；袁绍出场，标榜「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」；曹操的父亲曹嵩做过太尉，但祖父是宦官，出身被人骂作「赘阉遗丑」。三个人的起点，一眼就分出了高低。 汉末选官主要靠察举：地方官按「孝廉」「茂才」等科目推荐人才，推荐的依据是乡评与名声。名声怎么来？读书、行孝、结交名士。这套制度看起来公平，实际偏向有文化资本的世家。 曹操年轻时「举孝廉」，靠的是父祖的官位与关系；袁绍不用举，靠的是「四世三公」的门第；刘备只能靠「皇叔」的名分与军功。三种路径，三种天花板：曹操能掌朝廷，袁绍能聚士人，刘备只能从头打。 曹操后来提出「唯才是举」，明确说哪怕「不仁不孝」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可用。这是对察举的反动，也是他压制士族的手段。但他自己也无法完全摆脱士族，荀彧、司马懿都是世家。 曹丕即位后，采纳陈群建议，实行九品中正制：由中正官按家世、德行、才能评定九品，作为选官依据。表面是选才，实际把选官权交回了士族；此后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」，门第彻底压过才学。 较稳的读法是：三国人物的起点，多半在出场前就定了。演义写刘备的「织席」、袁绍的「四世三公」、曹操的「阉宦之后」，不是闲笔，是在交代他们的政治资本。读懂了出身，才读得懂他们为什么这样选。还有一层：这套制度也塑造了「名士」文化。许劭兄弟的「月旦评」、郭泰的品题，都是靠乡评造名声；曹操逼许劭给自己一句评语，得到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」，就是这套逻辑的极端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