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给答案：《三国演义》的语言是文不甚深、言不甚俗——它站在文言和白话之间，既要让士大夫读得懂，也要让市井听众听得懂。 明代庸愚子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》里说：文不甚深，言不甚俗，事纪其实，亦庶几乎史。这八个字，是三国语言的总纲。它不像《三国志》那样全是文言，也不像《水浒传》那样全是白话；它用文言写奏章、书信、诏令，用白话写对话、打斗、日常生活。 这种混搭，是有意的。三国的题材是帝王将相，语言太俗，会失掉历史的庄重；语言太文，会失掉故事的生动。所以诸葛亮舌战群儒，用的是文绉绉的辩难；张飞骂吕布三姓家奴，用的是市井的粗话。两种语言各有各的场合，也各有各的人物。 毛宗岗改编时，进一步雅化了语言。他把一些过于俚俗的句子改得更工整，把回目改成对仗，把议论加得更像史评。所以今天读到的毛本，比嘉靖本更文一些。 这种语言风格，也影响了后世的演义体。历史演义、英雄传奇、公案小说，大多沿用这套半文半白的写法，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才被打破。 所以三国的语言，不是文言不够好，也不是白话不够纯，是它找到了一个刚刚好的位置：让历史有分量，让故事有温度。 还可以看人物语言的分层。同一回里，诸葛亮说话多用亮闻、以亮度之，是士大夫的谦称；张飞说话多用俺、那厮，是市井的粗口；曹操说话多用孤，是诸侯的自称。作者不靠描写，只靠人称和语气，就把人物的身份分开了。这种语言即身份的写法，比长篇外貌描写省力，也更适合说书。读者一听孤，就知道是曹操；一听俺，就知道是张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