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公神明爽俊，德音宣朗。罢朝，景王私曰：“上何如主也？”钟会对曰：“才同陈思。武类太祖。”景王曰：“若如卿言，社稷之福也。”甘露元年二月，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，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、袁亮、钟毓、中书令虞松等幷讲述礼典，遂言帝王优劣之差。帝慕顗有立，因问顗等曰：“有夏既衰，后相殆灭，少康收集夏众，复禹之绩，汉高祖拔起陇亩，驱帅豪俊，芟夷秦、项，包举宇内，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，命世大贤者也。考其功德，谁宜为优？”顗等对曰：“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天援，德应期运，然后能受命创业，至于阶缘前绪，兴复旧绩，造与之与复，固难易不同。少康功德虽美，犹为中兴之君，与汉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，臣等以为优。”帝曰：“自古帝王，功德言行，互有高下，未必创业者皆优，绍继者咸劣也。汤、武、高祖虽俱受命，贤圣之分，所觉悬殊。少康、殷宗中兴之美，夏启、周成守文之盛，论德校实，方诸汉祖，吾见其优，未闻其劣；顾所遇之时殊，故所名之功异尔。少康生于灭亡之后，降为诸侯之隶，崎岖逃难，仅以身免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谋，卒灭过、戈，克复禹绩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非至德弘仁，岂济斯勋？汉祖因土崩之山势，仗一时之权，专任智力以成功业，行事动静，多违圣检；为人子则数危其亲，为人君则囚系贤相，为人父则不能卫子；身没之后，社稷几倾，若与少康易时而处，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。推此言之，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