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淮南子》曰：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，问于咎犯曰：“为之柰何？”咎犯曰：“仁义之军，不厌忠信；战阵之戎，不厌诈伪。君其诈之而已。”问雍季，雍季对曰：“焚林而猎，偷多兽，必无兽。以诈伪愚人，虽偷利厚，亦无复利，其正之而已矣。”于是不听雍季之计，而用咎犯之谋，与楚人战，大破。还赏有功者，先季雍，左右曰：“城濮之战，咎犯之谋也，赏先季雍者，何也？”文公言曰：“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。季雍之言，万世之利，吾岂可以一时之权而先万世之利哉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