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吕氏春秋》曰：昔晋文公与楚人战于城濮，召咎犯而问焉：“楚众我寡，奈何？”咎犯曰：“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交，繁战之君不足于诈。君亦诈之而已。”文公又问雍季，雍季曰：“以诈导民，亦一时之利也。”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，反而为赏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谏曰：“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谋也。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，或者不可乎？”文公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世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时之务也。焉有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