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高祖即位初，言事者多以钱币减少，国用不足，欲悉市民铜，更铸五铢钱。散骑常侍范泰奏议曰：“流闻将禁私铜，以充官铜。民虽失器，终于获直，国用不足，其利实多。臣愚意异，不宁寝默。臣闻治国若烹小鲜，拯弊莫若务本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未有民贫而国富，本不足而末有余者也。故囊漏贮中，识者不吝；反裘负薪，存毛实难。王者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。故拔葵所以明治，织蒲谓之不仁，是以贵贱有章，职分无爽。今之所忧，在农民尚寡，仓廪未充，转运无已，资食者众，家无私积，难以御荒耳。夫货存贸易，不在多少，昔日之贵，今日之贱，彼此共之，其揆一也。但令官民均通，则无患不足。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，则龟贝之属，自古所行。寻铜之为器，在用也博矣。钟律所通者远，机衡所揆者大。夏鼎负图，实冠众瑞；晋铎呈象，亦启休征。器有要用，则贵贱同资；物有适宜，则家国共急。今毁必资之器，而为无施之钱，于货则功不补劳，在用财则君民俱困，校之以实，损多益少。陛下劳谦终日，无倦庶务，以身率物，勤素成风，而颂声不作者，良由基根未固，意在远略。伏愿思可久之道，除欲速之情，弘山海之纳，择刍牧之说，则嘉谋日陈，圣虑可广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