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徵，武德末为谏议大夫。太宗即位，数引入卧内，访以得失。征雅有经国之才，性又抗直，无所屈挠。太宗常劳之曰：“卿所陈谏，前后二百余事，非卿至诚奉国，何能若是？”贞观二年，迁秘书监，参预朝政。七年，代王珪为侍中。（臣钦若等曰：魏徵自为秘书监参预朝政、侍中事，具宰辅谏诤门。）是年逊位，拜特进，知门下省事。十一年，上疏曰：“臣闻为国之基，必资于德礼；君之所保，惟在于诚信。诚信立则下无二心，德礼形则远人斯格。然则德礼诚信，国之大纲，在于父子君臣，不可斯须而废也。故孔子曰：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’又曰：‘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’文子曰：‘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诚在令外。’然则言而不行，言不信也；令而不从，令无诚也。不信之言，无诚之令，为上则败德，为下则危身，虽在颠沛之中，君子所不为也。自王道休明，十有余载，威加海外，万国来庭，仓廪日积，土地日广，然而道德未益厚，仁义未益博者，何哉？由乎待下之情，未尽于诚信，虽有善始之勤，未观克终之美故也。其所由来有渐，非一朝一夕。昔贞观之始，乃闻善若惊；暨五六年间，犹悦以从谏。自兹厥后，渐恶直言，虽或勉强，时有所容，非复曩时之豁如也。謇谔之士，稍避龙鳞；便佞之徒，肆其巧辩。谓同心者为朋党，谓告讦者为至公，谓彊直者为擅权，谓忠谠者为诽谤。谓之朋党，虽忠信而可疑；谓之为至公，虽矫伪而无咎。彊直者畏擅权之义，忠谠者虑诽谤之尤。至于窃斧生疑，投杼致惑，正人不得尽其言，大臣莫能与之争。荧惑视听，郁于大道，妨治损德，其在兹乎？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，盖为此也。且君子小人，猊同心异。君子掩人之恶，扬人之善，临难不茍免，杀身以成仁；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唯利之所在，危人则何所不至。今将求致此，必委之于君子；事有得失，或访之于小人。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，遇小人也必轻而狎。狎则言无不尽，疏则情不上通。是则毁誉在于小人，刑罚加于君子，实兴衰之所在，亦安可以不慎哉！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，与愚者论之；使修洁之士行之，与污邪之人疑之，欲其成功，得乎哉？夫中智之人，岂无小慧？然才非经国，虑不及远，虽竭力尽诚，犹未免于倾败，况内怀奸宄，承颜顺旨，其患祸不亦深乎！故孔子曰：‘君子而或有不仁者焉，未见小人而仁者也。’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，恶不积，无妨于正道；小人或时有小善，善不积，不足以立忠。今谓之善人矣，复虑其不有信，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？虽竭精神，劳思虑，其不可得亦已明矣。夫君能尽礼，臣得尽忠，在于内外无私，上下相信。上不信则无以使下，下不信则无以事上，信之为道大矣哉！故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：‘吾欲使爵腐于酒，肉腐于俎，得无害于霸乎？’管仲曰：‘此极非其善者，然亦无害霸也。’公曰：‘何如而害霸乎？’管仲曰：‘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任，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。’晋中行穆伯攻鼓，经年而不能下。馈间伦曰：‘鼓之得失，间伦知之，请勿疲士大夫，而鼓可得。’穆伯不应。左右曰：‘不折一戟，不伤一卒，而鼓可得，君奚为不取？’穆伯曰：‘间伦之为人也，佞而不仁。若使间伦下之，吾可以不赏之乎？若赏佞人，佞人得志，是使晋之士舍仁而为佞，虽得鼓，将何用之？’夫穆伯列国大夫，管仲霸者之佐，犹慎于信任，远避佞人也如此，况乎为四海之大君，应千龄之上圣，而可使巍巍之盛德，复将有所间然乎？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，必待之以信，厉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然后善善而恶恶，审赏而明罚，则小人绝其邪，君子自彊不息，无为之化，何远之有？善善而不能进，恶恶而不能去，罚不及于有罪，赏不及于有功，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，永锡祚裔，将何望哉？”太宗手诏答之。太宗常嫌上封事者众，不近事实，欲加黜责。征奏曰：“古者立诽谤之木，欲闻已过。今之封事，谤木之流也。陛下思闻得失，祗可恣其陈道。若所言衷，则有益于陛下；若无衷，亦无损于国家。”太宗曰：“此言是也。”并劳而遣之。

具 宰辅谏诤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