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玄素为给事中。贞观四年，诏发卒修雒阳宫干阳殿，以备巡幸。玄素上书曰：“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，藉周室之余，六国之盛，将贻之万世，及其子而亡，良由逞嗜奔欲，逆天害人者也。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，神祗不可以亲恃，唯当弘俭约，薄赋敛，慎终如始，可以永固。方今承百王之末，属凋弊之余，必欲节之以礼制，陛下宜以身为先。东都未有幸期，即何须补葺？诸王今并出藩，又须营构，兴废渐多，岂疲人之所望？其不可一也。陛下初平东都之始，层楼广殿，皆令撤毁，天下翕然，同心欣仰。岂有初则恶其侈靡，今乃袭其雕丽？其不可二也。每承音旨，未即巡幸，此则事不急之务，成虚费之劳，国无兼年之积，何用两都之好？劳役过度，怨讟将起，其不可三也。百姓承乱离之后，财力凋尽，天恩含育，粗见存立，饥寒犹切，生计未安，三五年间，恐未平复，奈何营未幸之都，夺疲人之力？其不可四也。昔汉高祖将都雒阳，娄敬一言，即日西驾，岂不知地土中、贡赋所均？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。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，革浇漓之俗，为日尚浅，未甚淳和，斟酌事宜，讵可东幸？其不可五也。臣又尝见隋室造殿，楹栋宏壮，大木非随近所有，多从豫章采来，二千人曳一柱，其下施毂，皆以生铁为之。若用木轮，即便大出。铁毂既生，行一二里即有破坏，仍数百人别赍铁以随之，终日不过进二三十里。略计一柱，已用数十万功，则余费又过于此。臣闻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华就，楚众离；及干阳毕功，隋人解体。且以陛下今时功力，何如隋日？役疮痍之人，袭亡隋之弊，以此言之，恐甚于炀帝。深愿陛下思之，无为由余所笑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谓我不如炀帝，何如桀、纣？”对曰：“若此殿卒兴，所谓同归于乱。且陛下初平东都，太上皇敕大殿高明并宜焚毁，陛下以凡木可用，不宜焚灼，请别与贫人。事虽不行，然天下翕然，讴歌至德。今若遵旧制，节是隋役复兴，五六年间，趋舍顿异，何以昭示子孙，光敷四海？”帝大悦，谓房玄龄曰：“本修雒阳，意在便于百姓。今玄素上表，实亦可依；又事理须行，露坐亦复何苦。所修宜即停之。”马周为监察御史。贞观六年，上疏曰：“微臣每读经史，见前贤忠孝之事，臣虽小人，窃希大道，而未尝不废卷长思，想履其迹。臣以不幸早失父母，犬马之养已无所施，顾来事何为者，唯忠义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归于陛下。陛下不以臣愚瞽，过垂齿录，窃自瞻省，无阶答谢，辄以微躯丹款，惟陛下所择。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，其墙宇宫阙之制，方之紫极，尚为卑小。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，犹处城中；大安至尊所居，更在城外。虽太上皇游心道素，志存清俭，陛下重违慈旨，爱惜人力，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者，有不足焉。臣愿营筑雉堞，修起门楼，务从高显，以称万方之望，则大孝昭乎天下矣。臣又伏见明敕，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。臣窃为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宜朝夕视膳，而晨昏起居。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，銮舆动轫，严跸经旬，非以旦暮至也。脱太上皇情或思感，而欲即见陛下，将何以赴之？且车驾今行，本为避暑，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，而陛下自逐凉处，温凊之道，臣窃未安。然敕书既出，业已成就，愿示速反之期，以开众惑。臣又伏见诏书，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邸，贻厥子孙，嗣守其政。非陛下封植之者，诚爱之重之，欲其裔嫡承守，而与国无疆也。臣以为如诏旨，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、富贵之，然则何用代官也？何则？以尧、舜之父，犹有朱、均之子。傥有孩童嗣职，万一骄愚，兆庶被其殃，而国家受其败。正欲绝之也，则子文之治犹在；正欲留之也，而栾黡之恶已彰。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，则宁使割恩于己亡之臣，明矣。然则向所谓爱之者，乃适所以伤之也。臣谓宜赋以茅土，畴其户邑，必有材行，随器方授，则虽其翰翮非疆，亦可以获免尤累。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终全其代者，良得其术也。愿陛下深思其事，使夫得奉天恩，而子孙终其福禄也。臣又闻圣人之化天下，莫不以孝为基，故曰：‘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’又曰：‘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’孔子曰：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’是圣人之重祭祀也如此。伏唯陛下践祚以来，宗庙之享，未曾亲事。伏缘圣情独以銮舆一出，劳费稍多，所以忍其孝思，以便百姓，遂使一代之史，不书皇帝入庙之事，将何以贻厥孙谋，垂则来世？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，然圣人之训人，固有屈己以从物，特愿圣慈顾省愚款。臣又闻致化之道，在于求贤审官；为政之基，在于扬清激浊。故孔子曰：‘唯名与器，不以假人。’是言慎举之为重也。臣伏见王长通、白明达本自乐工，舆皂杂类；韦槃提、斛斯正则更无他材，独解调马。纵使术逾侪辈，伎能有取，乍可厚赐钱帛，以富其家，岂得列预士流，超授高爵，遂使朝会之位，万国来庭，驺子倡人，鸣玉曳履，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？臣窃耻之。然朝命既往，纵不可追，谓宜不使在朝班预于士伍。”太宗深纳之。寻除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。十一年，周从幸雒阳，又上疏曰：“臣历观前代，自夏、殷至汉氏之有天下，传祚相继，多者八百余年，少者犹四五百年，皆为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心。岂无辟王？赖前哲以免。自魏、晋以还，降及周、隋，多者不过五六十年，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，良由创业之君不广恩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，传嗣之主政教少衰，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。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，固当思隆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广施德化，使恩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，但令政教无失，以持当年而已。然自古明王圣主，虽因人设教，宽猛随时，而大要唯以礼节于心，恩加于人，二者是务。故其下爱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此其所以卜祚遐长，而祸乱不作也。今百姓承丧乱之后，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，而供官徭役，道路相继，兄去弟还，首尾不绝，远者往来五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无休时。陛下虽每有恩诏，令其减省，而有司作既不废，自然须人，徒行文书，役之如故。臣每访问，四五年来，百姓颇有嗟怨之言，以为陛下不存养之。昔唐尧茅茨土阶，夏禹恶衣菲食，如此之事，臣知不可复行于今。汉文帝惜百金之费，辍露台之役，集上书，以为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。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，特诏除之，所以百姓安乐。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，而承文、景遗德，故人心不动。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于时代差近，事迹可见。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，并诸王妃主服饰，议者皆不以为俭。臣闻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；作法于理，其弊犹乱。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有如此；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之后，固圣虑所当忧也。臣窃寻往代以来，败成之事，但有黎庶怨叛，聚为盗贼，其国无不即灭，人主虽改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，当修于可修之时，若事变一起，而后悔之，则无益者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，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，而皆不知其身之失。是知殷纣笑夏桀之亡，而幽、厉亦笑殷纣之灭；隋炀帝大业之初，又笑齐、魏之失国。今之视炀帝，亦犹炀帝之视齐、魏也。故京房谓汉元帝云：‘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古。’此言不可不诫也。往者贞观之初，率土荒俭，一匹绢才得一斗米，而天下怡然，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，故人自安，曾无谤讟。自五六年来，频岁丰稔，一匹绢得粟十余石，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，咸有怨言，又今所营为者，颇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唯在百姓苦乐。且以近事验之，隋家贮雒口仓，而李密因之；东都积布帛，世充据之；西京府库，亦为国家之用，至今未尽。向使雒口、东都无粟帛，则世充、李密未必能聚大众。但贮积者固是有国家之常事，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，岂人劳而彊敛之，更以资寇？积之无益也。然俭以息人，贞观之初，陛下已躬为之，故今行之不难也。为之一日，则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劳矣，而用之不息，傥中国被水旱之灾，边方有风尘之患，狂狡因之以窃发，则有不可测之事，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。古语云：‘动人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。’以陛下之明，诚欲励精为政，不烦远采上古之术，但及贞观之初，则天下幸甚。昔贾谊谓汉文帝云‘可恸哭及长叹息’者，言当韩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时，使文帝即天子位，必不能安；又言赖诸王年少，传相制之，长大之后，必生祸乱。历代以来，皆以谊言为是。臣窃观今诸将功臣，陛下所与定天下者，皆仰禀成规，备鹰犬之用，无威略振主如韩、彭之难驾驭者；而诸王年并幼少，纵其长大，当陛下之日，必无他心。然即万代之后，不可不虑。自汉、晋以来，乱天下者，何尝不是诸王？皆为树置失宜，不预为节制，以至于灭亡。人主熟知其然，但溺于私爱，故使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。今天下百姓极少，诸王甚多，宠遇之恩，有过厚者，臣之愚虑，不唯虑其恃恩骄矜也。昔魏武帝宠陈思，及文帝即位，防守禁闭，有同狱囚，以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。此则武帝宠陈思，适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何患不富贵？身食大国，封户不少，好衣美食之外，更何所须？而每年加别优赐，曾无纪极。里语云：‘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。’言自然也。今大圣创业，岂唯处置见在子弟而已，当制长久之法，使万代遵行。”又言：“临天下者以人为本，欲令百姓安乐，唯在刺史、县令。县令既众，不必皆贤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则合境苏息。天下刺史悉称圣意，则陛下端拱岩廊之上，百姓不虑不安。自古郡守、县令，皆妙选贤德，欲有擢升宰相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。今朝廷独重内官，县令、刺史颇轻其选。刺史多是武夫勋人，或京官不称职，方始出外。而折冲果毅之内，身材彊者先入为中郎将，其次始补州任，边远之处，用任更轻。其材堪宰莅，以德行见称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”疏奏，太宗称善久之。

贞观四年二月 。贞观四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