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层原因是体例。序二把全书定为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，作者就不必承担控诉的责任；他只记录，不审判。记录者可以冷，控诉者必须热。 第二层原因是语调。全书的叙述者从不提高嗓门：写人命案，只写血破狼籍；写行贿，只写送银子；写弃关，只写带家眷先走。事实摆出来，评价留给读者。 第三层原因是人物。书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可以替作者说话。形容鬼心软而无用，活死人发迹靠军功，臭花娘争名分而不得。连唯一不图报的鬼谷先生，也事成便走。没有代言人，就没有控诉的出口。 第四层原因是结局。第十回只办喜事，不办审案；坏人没有下场，制度没有改变。作者不给读者一个出气的机会，也不给一个安慰的结局。 这四层合起来，使全书的笑带着凉意。它不是让人笑完就痛快的讽刺，而是让人笑完之后发现无处可恨：官坏，但官也是制度里的一环；贼坏，但贼是被逼反的；百姓苦，但百姓也在算计。 所以，本书的分寸在于：它把荒诞写到极处，却不提供一个可以指责的对象。这种写法比控诉更难，也更接近作者对世事的判断：问题不在某个人，而在一整套照旧运转的秩序。 分寸还体现在不写报应。书中恶人少遭显报：醋八姐虐待外甥，后来不曾受罚；刘打鬼害死妻子，照旧活着；识宝太师卖官，也没见败露。作者不给读者一个出气的结尾，只让坏事照常过去。这比安排恶有恶报更冷，也更近实情。 还有一层是不给英雄。活死人能打、能忍、能成事，却也算计、也记仇、也受封；他不是清官，也不是侠客，只是一个从苦难里爬出来的市井子弟。作者不把他写成救世者，平乱之后仍是旧秩序。 再看百姓。书中百姓既受官欺，也欺更弱者；既可怜，也可笑。作者写他们，不用同情腔，也不用鄙夷腔，只用平视。平视才有分寸。 所以本书的讽刺不指向某一类人，而指向所有人共同维持的那套日子。读者笑谁，最后都笑到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