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卷《金和尚》开篇先把身世交代得很难看：父亲无赖，以数百钱把他鬻于五莲山寺；少顽钝，不能肄清业，牧猪赴市，若佣保。本师死后，他卷了遗金离寺作负贩，靠「饮羊、登垄」的手段数年暴富。到篇中，他已在水坡里起第数十处，遶里膏田千百亩，食指日千计。更刺人的一句是他「生平不奉一经，持一咒，迹不履寺院，室中亦未尝蓄铙鼓」；连法器都不必置办，生意照做。 此后写的全是产业形态。每一门内四缭连屋，住的是携妻子、僦屋佃田的贫户；僧舍在其中，前厅绘金碧，内寝朱帘绣幙，螺钿雕檀为床；客至，十余筵咄嗟可办。他不敢公然蓄歌妓，却养狡童十数辈唱艳曲。经济上还有一条要紧的：凡僦屋者，妇女浮丽如京都，「脂泽金粉，皆取给于僧，僧亦不之靳」，于是里中不田而农者以百数——寺院成了消费与借贷的中心。 最见制度手腕的是身份的转换。他买异姓儿私子之，延儒师教帖括，令入邑庠，援例作太学生，赴北闱领乡荐。儿子一中举，他的称呼就整体升格：先前奴辈呼「爷」，邑人「祖」之「伯、叔」之；此后金之名以「太公」噪，膝席者皆垂手执儿孙礼。宗教身份靠捐纳换成了士绅身份，庙产也就有了政治保护伞：他广结纳，千里外呼吸可通，以此挟方面短长。 所以异史氏造了「和样」「和撞」「和唱」「和幛」几个谐音词来讥讽，问金也者是「尚」耶、「样」耶。但作者真正写出的不是破戒，而是制度：度牒、租佃、捐纳、结纳、丧仪，一环扣一环，金和尚不过是这套机制里长得最肥的那一个。作者不写他作恶，只写他顺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