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卷《于去恶》里，鬼客于去恶烧稿吞灰，说「我以此代读耳」；他告诉陶圣俞，冥中以科目授官，七月十四日奉诏考帘官，十五日士子入闱，月尽榜放。陶问考帘官为何，他答得很清楚：这是上帝慎重之意，「无论鸟吏鳖官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内帘用，不通者不得与焉」。 这段话的锋芒不在阴间，在阳世。他接着说：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，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，门既开则弃去，再司簿书十数年，胸中还有字吗？于是「阳世所以陋劣幸进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」。作者的设计很干脆：科举的毛病不在考生，而在考官从未被考；补上这一考，颠倒的文运才可能纠正。 转折来得也快。于去恶一日自外归，有忧色，说文昌奉命都罗国封王，帘官之考遂罢；「数十年游神耗鬼，杂入衡文，吾辈宁有望耶？」他举了两个人：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。这两位历史人物恰好对应两种考官——一个盲，一个贪。制度刚被设计出来，就被一次人事调动取消了；取消之后填补空缺的，是既看不见又爱钱的人。 此后作者给出的纠错办法更不制度：桓侯张翼德三十年一巡阴曹、三十五年一巡阳世，来了便「裂碎地榜」，榜上名字只存三之一，再从遗卷中拣出于去恶，荐作交南巡海使。这是用一位神将的一次性暴力，替代一套本该常态运行的考试。于去恶临别还说陶「此科之分十之一；后科桓候临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」。 所以这篇的社会史判断相当悲观：他知道病在考官资格，却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十五年一次的巡行。异史氏末尾叹「三十五年，来何暮也」，叹的正是制度缺位后的漫长等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