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卷《黄英》开头先把马子才写成痴：世好菊，至才尤甚，闻有佳种必购之，千里不惮；客说中表有一二种北方所无，他即刻治装赴金陵，得两芽，裹藏如宝。归途遇陶姓少年，论艺菊之法，遂邀回家，把南院荒圃让给陶家姊弟。 冲突从一句话开始。陶生说家贫日久累及知交，卖菊亦足谋生，马子才「素介」，听了很鄙夷，答「仆以君风流高士，当能安贫；今作是论，则以东篱为市井，有辱黄花矣」。陶生回他：「自食其力不为贪，贩花为业不为俗。人固不可苟求富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。」这一句把「菊」从隐逸符号改成了商品。 原文随后用一整套流程支持这句话：马所弃残枝劣种，陶悉掇拾而去；菊开时门庭如市，车载肩负，道相属；细认之，皆向所拔弃者。他以蒲席包菊，捆载数车而去，逾岁载南中异卉而归，于都中设花肆，十日尽售；买花者留根，次年「尽变而劣」，只好再来买。于是「陶由此日富」，一年增舍，二年起夏屋，旧日花畦尽为廊舍，墙外买田一区筑墉种菊。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笔并不偏向任何一方。马子才的清高被写成迂：黄英嫁后以南北籍分账，他不胜其烦，黄英笑他「陈仲子毋乃劳乎」；他筑茅茨别居以守清，过几日又苦念黄英，「不得已，反就之」，被笑「东食西宿」。而黄英那句辩解更狠：「妾非贪鄙；但不少致丰盈，遂令千载下人，谓渊明贫贱骨，百世不能发迹，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。」她把陶渊明的贫穷当作需要平反的污名。 所以这篇的名物学意义在于：菊不再是品格的抵押品，而是可以育种、可以贩运、可以定价的作物；连陶生醉后化菊、埋盆成「醉陶」，都被写成一种可栽培的品种。作者对商业并不敌视，他敌视的是把清高当本钱、又靠清高吃饭的那种姿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