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俅亲统十节度使并水军征梁山，造海鳅船，声势很大。梁山一败高俅于陆路，二败于水军，三败时张顺潜水凿漏海鳅船，高俅落水被擒，押上梁山。宋江没有杀他，反而盛情款待，请他代为奏请招安；高俅满口答应，回京后却把此事压下。真正打通关节的是燕青：他随宋江到东京，通过李师师见到徽宗，当面陈说梁山愿受招安、童贯高俅隐瞒军情。徽宗这才知道实情，派宿元景赍诏招安。 为什么打胜了反而能谈成？因为招安从来不是「求」来的，是「打」出来的。第一次招安，朝廷只肯赦胁从、要宋江；梁山没有还手之力，诏书就是施舍。三败高俅之后，朝廷知道这支人马剿不动，招安才从「恩赐」变成「收编」。宿元景带来的诏书，条件比陈宗善那次宽得多：不拆山寨、不交首领，全伙受招安。 高俅这条线也很关键。宋江捉住高俅却不杀，是想留一条通往朝廷的路；高俅答应奏请，回京却食言。宋江的「义」在这里碰了壁：他以为放人一马能换来善意，对方只把这场款待当成脱身的台阶。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高俅，是李师师和宿元景——一个能直达徽宗，一个肯在朝堂上说话。梁山的招安，最后走的是枕头和奏章两条路，不是战场。 所以招安的成功，恰恰证明了梁山此前「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」的路线。他们打高俅、打童贯，却始终给徽宗留着「圣君被蒙蔽」的位置；燕青见徽宗，说的也是「奸臣当道，我等愿为国出力」。这套说法给了朝廷台阶，也给了梁山体面。可它同时埋下了结局：一个被招安的集团，从此把命运交给了那个它打不赢、也不肯真正反抗的朝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