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替天行道」是梁山的旗号，「忠义」是梁山的堂名。两个词看上去很近，其实来源不同。「替天行道」更像江湖的口号：天不代表朝廷，道不代表君臣；它说的是「朝廷不做的事，我们来做」。「忠义」是儒家的伦理：忠是对君，义是对兄弟；它说的是「对上有忠，对下有义」。 宋江把两个词合在一起，挂成「忠义堂」。这一合，合出了矛盾。替天行道要求梁山站在朝廷的对立面，忠义要求梁山站在朝廷的下面；一个要「反」，一个要「顺」。晁盖时代，梁山讲的是「聚义」，只讲义，不讲忠，所以能跟朝廷硬抗；宋江时代，梁山讲「忠义」，忠在义前，所以只能招安。 招安就是这场矛盾的结果。宋江用「忠」压住了「义」：既然要忠君，就不能反朝廷；既然要义气，就不能丢下兄弟。两边都要，只能接受招安，把「反」变成「顺」，把「兄弟」变成「将佐」。可招安之后，「替天行道」的旗还挂着，「忠义」的堂还在，两个词却都空了：天成了徽宗，道成了诏书。 所以「替天行道」和「忠义」不是一回事，是两个传统被硬拧在一起。江湖的「义」讲横向的兄弟，儒家的「忠」讲纵向的君臣；宋江想同时做「及时雨」和「忠臣」，最后两个都做不成。梁山的悲剧，不只是招安的悲剧，也是这两个词打架的悲剧。 从「聚义厅」到「忠义堂」，改的就是这两个词的位置。聚义厅里，「义」是主；忠义堂上，「忠」是主。位置一换，梁山的命运就定了。宋江想两个都做，最后两个都没做成；忠义堂上的香火，供的是两个打架的词。忠与义，终究不是一个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