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轻重第十四》由御史进言开场，先讲太公封营丘：地薄人少，于是“通利末之道，极女工之巧”，结果邻国交齐、财畜货殖、世为强国。这段历史类比的功能很明确：齐国靠通商与女工之利起家，说明“利末”并非亡国之术，反而是强国之资。御史由此为均输平准一类“通利”政策找先例。文学的回答把层次抬高：“礼义者，国之基也，而权利者，政之残也。”他不否认齐国之强，而是否认“以权利为政”的正当性，认为权利之术会啃噬礼义之基。这一篇还有一层值得注意：御史讲的是“地薄人少”的资源约束下如何致富，文学讲的是“礼义为基”的价值排序，两者其实不在同一层面上交锋。前者问“能不能富”，后者问“该不该以富为先”。再往后，御史举管仲“三权”之说来证明轻重之术可行，文学则用扁鹊诊脉作比：良医先辨病源，再调阴阳，不是见症下药。这个比喻很耐人寻味——文学其实承认“调”的必要，但主张先辨“病所由生”，也就是先正本清源，而不是用价格手段头痛医头。由此可见，文学并非全然不懂经济之术，他是把经济之术放在“礼义”之下作工具，拒绝让它成为治国的第一原理。御史则把“通利”说成齐之所以为齐的根本，等于把工具抬成了原理。两种抬法，决定了后面所有政策评价的方向。读《轻重》若只记住“齐国因通商而强”，就漏掉了文学的釜底抽薪；若只记住“权利者政之残”，又漏掉了御史的资源约束前提。原文没有给出齐国的具体税入或商贸数额，所有“致富”描述都是定性的，这也是本书引史的特点：重义理，轻数目。御史用“地薄人少”起论，说明他把政策看成资源约束下的最优解；文学用“礼义者国之基”起论，说明他把政策看成价值排序下的次优解；一个求可行，一个求可久。齐国之例因此既是论据，也是陷阱：谁都能从中取出自己想要的那一半，而全文的胜负，取决于谁取的那一半更完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