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六个字是《错币第四》里文学对币制最直接的批评。它的因果结构是：币制屡变，民风就愈诈。为什么“数变”会生“伪”？可以从三层理解。第一层是技术层：钱文轻重、铸币成色一变再变，民间就会私铸、剪边、掺假，因为官方定值与实际含金属量脱节，套利空间随之出现。第二层是心理层：百姓刚适应一种钱，官府又换一种，交易双方都难以建立稳定预期，只能靠欺诈自保。第三层是治理层：频繁改币本身就是官府“以币取利”的手段，上有所取，下必有所应，诈伪之风自上而下传导。文学把这三层压缩成一句判断，语气斩截。大夫的立场则是“交币通施，民事不及，物有所并也”，认为问题不在币本身，而在物之不均，需要国家调之。两种归因一在“币制稳定性”，一在“物资分配”，其实可以并存：币制不稳会加剧物资分配的不均，物资不均也会迫使官府频繁调币。原文没有列出具体改币次数与钱文规格，读者若想落实，需另查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载汉初至昭帝间的币制沿革；本书提供的是判断，不是年表。把“数变”与“滋伪”连起来看，文学实际提出了一个早于近代的“币值稳定”命题：货币的价值预期一旦被官府反复打破，民间就会用私铸、掺杂、拒收来自保，诈伪由是而生。这不是道德堕落，而是制度失信的下游反应。大夫未必不懂这一层，但他更在意“物有所并”：物资被豪家囤积，单靠稳定币值解决不了分配问题，必须由国家调运、平准。于是两人各执一端：一个要稳币，一个要调物；一个从交易端入手，一个从分配端入手。若把两端合起来，才是完整的治理方案，但本书没有合成，它保留的是对立。还要注意“滋伪”二字的分量：文学把币制问题提升为人情问题，这既扩大了批判的覆盖面，也模糊了责任归属——究竟是币制坏了人心，还是人心坏了币制？原文没有给出答案，这个循环论证的缺口，正是后世读者可以继续追问的地方。读此句最好与《错币》通篇的“放铸—收铸”之争连看，方不至于把它当作一句道德感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