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话出现在《力耕第二》中段，是大夫对文学“农本自足”论的正面回应：治家不必只靠一种宝，富国不必只走一条路。言下之意，农业固然是本，但通商、专卖、均输也可以是富国之道；只要能富，何必拘于一途。这个“非一道”是全书为官营政策辩护的理论枢纽：它把“本末”从价值排序降为手段选择，从而为盐铁、均输腾出正当性。文学的反驳则是“古者，商通物而不豫，工致牢而不伪”：古时商通货物而不欺诈，工制器物而不作假；言下之意，商工本身可以有道，但今之官营商工失了道。两种说法的差别在于“道”的位置：大夫把道放在“富国”之后，文学把道放在“商工”之内。也可以说，大夫问“能不能富”，文学问“富得正不正”。这一问在《通有》《错币》各篇反复出现，构成全书的经济伦理主线。原文没有列举“非一道”的具体路数，也没有说明各道的轻重比例，读者若想把它当作经济思想史上的“多元富国论”，需注意它是在辩论中为专卖张目的语境下说出的，不宜过度拔高。这句话的锋芒，其实对着的是文学的“农本自足”论：若富国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必然是农；大夫偏说“非一道”，等于把农降为诸道之一。这样一来，盐铁、均输、通商都获得了与农并列的资格，官营也不再是“末业”，而是“富国之一道”。文学的反驳则从“道”字入手：商通物而不豫、工致牢而不伪，古之商工自有其道；今之官营商工失道，故不可许。也就是说，文学并不否认商工可以富国，他否认的是“无道之商工”可以富国。两种“道”一为手段之道的多样性，一为手段之道的正当性，仍是不在同一个层面。还可以注意大夫用“贤圣治家”起句：先把国家比作家庭，再把治家之道推及富国，这是一种常见的政治修辞，用私领域经验为公领域政策背书。原文没有展开“非一道”的具体清单，也没有说明各道的主次，读者若把它当作“经济多元论”，需记得它是在为专卖解套的语境中说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