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出自文学对古制的描述，紧接“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”。它把免役与养老绑在一起：五十岁以上称艾老，拄杖在家，不再服力役，目的是扶助体力不足者、让高年者休息。这一观念在本书中反复出现，与《孝养》篇的“孝”论互相呼应：养老不仅是家事，也是国政；免役不仅是减负，也是对“孝”的制度化。文学的论证因此有两层：一层是“古制如此”，一层是“人情如此”。前者用历史正当性，后者用情感正当性，双管齐下。大夫一方则强调边费与征役的现实压力，认为不能因养老而废边备。两种立场并非绝对对立：文学并不主张废兵，而是主张“丈人吉，小人否”式的分层征役；大夫也不主张无限征发，而是主张按需征调。真正的分歧在“需”的边界：边患到什么程度才算“需”，养老到什么程度才算“足”。原文紧接着还写到乡饮酒之礼、耆老异馔，把养老从免役扩展到礼制，说明文学心中的“恤民”是一整套安排，而非单一政策。读这段可与《孝养第二十五》对看，那里把“养”分成养口、养体、养志，正与此处的“扶不足而息高年”同调。“艾老”一词值得单独说：艾者，五十曰艾，是古代年龄称谓；老则泛指高年。文学把五十以上合称“艾老”，又把“杖于家”写进古制，等于给免役加了一层礼制依据——不是官府恩赐，而是古礼本然。这样一来，免役就从政策问题变成礼制问题，大夫若反对，便显得违礼。文学的论证因此很稳：先立古制，再引乡饮酒之礼，最后落到“扶不足而息高年”的人情，历史、礼制、人情三层叠加。大夫一方的软肋则在于：边费不能因养老而减，若人人五十免役，兵源从何而来？这一问在《备胡》《繇役》诸篇反复出现。还可以注意，文学并不主张全民免役，他说的是“五十已上”，即按年龄分层；这与《未通》前文“三十可以从戎事”配套，构成一套“晚征早免”的方案。原文没有说明这套方案在汉代是否可行，也没有给出免役后的财政弥补办法，读者若要做可行性评估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它是一套完整的礼制理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