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繇役第四十九》中段，大夫先讲周宣王、仲山甫“式遏寇虐”，再引《诗》“薄伐猃狁，至于太原”，并及“出车彭彭，城彼朔方”。这段引经的用意很直接：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，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；既然周宣王也要出兵、筑城，可见征役与戍边是圣王成法，不是今日苛政。这是以“圣王亦有征役”来消解文学的道德批评：你可以说征役苦，但不能说征役不义，因为圣王也这么做。文学的回应则抬出“舜执干戚而有苗服，文王底德而怀四夷”，用德服代替力征：舜以干戚舞而有苗归服，文王以德怀远人，何须兴师动众。两种“圣王”形象对撞：大夫的圣王是“修城筑垒、薄伐猃狁”的武圣王，文学的圣王是“执干戚、怀四夷”的文圣王。引的是同一部《诗》《书》，取的是不同的侧面。这一篇的篇名“繇役”也点明主题：征役的正当性，最终要靠“是否必要”来检验。大夫证明“自古有之”，文学证明“以德可免”，一个诉诸历史，一个诉诸理想。原文没有讨论征役的具体天数、免役条件与替代办法，这些制度细节需另找史料；本书留下的是两种正当性话语的交锋。引《诗》之后，大夫还把“城彼朔方”一并举出，说明他要不只是“征”，还有“守”：征伐与筑城是一套边防组合，缺一不可。文学的“干戚”论则只谈“服”，不谈“守”，等于把边防简化成德化。两种方案的分歧，其实是“边防成本由谁承担”：大夫要民服征役、出赋税；文学要官府省征役、以德怀远，成本转由朝廷财政与德政承担。还可以注意，大夫用的是“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”，这是一个全称判断，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被推翻；文学举舜、文王，正是要提供反例。但大夫可以再反驳：舜、文王之时无匈奴之强，反例不成立。于是争论回到“古今是否可比”，又回到全书反复出现的那个结。原文没有给出周宣王伐猃狁的兵力与战果，也没有说明汉代边塞的戍卒数额，读者若要量化边防成本，需另找史料；本书留下的是“征”与“服”两种边防哲学的正面碰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