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备胡第三十八》里，贤良先给匈奴画了一幅极荒凉的肖像：沙漠之地、不食之土、无坛宇、无男女之别、以旷野为闾里、以穹庐为家室。这段描述不是地理志，而是论辩术：把对方说成“天所贱而弃之”，等于取消其与汉家对等的资格，也就取消了为其兴师动众的必要。紧接着贤良说他们“衣皮蒙毛，食肉饮血”，进一步把匈奴推向“非文明”的一端。这套写法有两个作用。第一，降低威胁感：既是“天弃”，便不值得倾国之力去争。第二，转移责任：边患若起，是“夷狄贪狼”所致，不是汉家政策所致，故不必以征伐求解决，只需守备与德怀。大夫一方的看法恰好相反：匈奴据山河之险、擅田牧之利、民富兵强，是实实在在的强敌，不能以“天弃”自欺。两种叙述，一为“边缘化”，一为“强敌化”，背后是对边防成本的不同估算。还要注意，贤良这段描述虽贬，却无意中保存了匈奴生活方式的细节：穹庐、皮毛衣、肉乳饮食，这些是汉代文献中少见的民族志材料。原文没有说明匈奴的兵力、牧场与人口，读者若要做民族史考证，需与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对读；在本篇里，这幅肖像的功能是“去威胁化”。这幅肖像还有民族志价值。穹庐、皮衣、肉乳，是汉人笔下少见的匈奴日常；把它与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的“逐水草而居”“食畜肉、饮其酪”对读，可见汉人对北方民族的认识多经“边患滤镜”。滤镜之下，细节未必假，判断却已预设。贤良说“天所贱而弃之”，并非真的相信天意，而是用天意给“不必远征”找理由；这与大夫“四夷俱强，并为寇虐”的威胁清单正好相反。一个把匈奴写成荒芜之地，一个把匈奴写成四面强敌；前者省军费，后者要军备。读者若只看贤良的描写，会以为匈奴不堪一击；若只看大夫的清单，会以为边患迫在眉睫。把两幅肖像并置，才知道这场辩论争的不只是政策，还有“敌人是谁”的定义权。原文没有给出匈奴的人口、畜产与控弦之数，量化比较只能求诸史书；在本篇里，荒凉与强盛两种形象同时存在，正说明论辩需要什么样的敌人，就会画出什么样的敌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