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话是《结和第四十三》的开场，大夫先承认汉兴以来一直修好和亲、聘遗甚厚，随即转折：厚赂并未换来单于改节，暴害反而更甚。他的结论不是“和亲不道德”，而是“和亲无效”。这是一次经验主义的反驳：不问应不应该和亲，先问和亲有没有用。由此推出“先帝睹其可以武折，而不可以德怀”，为武力政策张本。文学的回应则把和亲的历史说得更细：往者通关梁、交有无，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，往来长城之下；也就是说，和亲曾经有效，问题在于后来关市断绝、厚赂变质，才使关系破裂。两种叙述的分歧在“和亲是否曾成功”：大夫说从未成功，文学说曾经成功而后被破坏。这不是小事，它决定政策方向：若从未成功，便该改弦更张；若曾经成功，便该修复旧制。还可以注意，大夫用“重质厚赂”四字，点出和亲的实质是财物交换，而非道义联盟；既是交换，就可以计算成本收益，也就可以在“不值得”时终止。文学则把和亲说成“通关梁、交有无”的互市关系，强调其经济与民生的一面，而非单纯的纳贡。原文没有列出每次和亲的聘遗数额与年份，读者若要做成本核算，需另查史书；本书留下的是“有效/无效”的经验之争。和亲的成本问题，是这句话的潜台词。“重质厚赂”意味着每次和亲都要送出大量财物，而这些财物最终来自赋税；大夫虽未明说，读者可以推知：和亲不是免费的和平，而是以财政换边境安静。文学的“通关梁，交有无”则提示另一种成本结构：以互市代替纳贡，让边民与匈奴在交易中互利，财政负担较轻，但需要边地安定与关卡管理。两种方案各有前提：和亲前提是单于守约，互市前提是边地无战。大夫说守约不可恃，文学说互市曾有效，争论因此回到“人性是否可恃”的老问题。还可注意，大夫用“不纪”二字，批评汉家只记送出的厚礼，不记匈奴的背约；这是一种“记账式”批评，要求把和亲的收益与成本都摆上桌面。文学则用“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”描绘收益，强调人心归附。两种账本，一本记财物，一本记人心；财物可数，人心难量，争论自然难有结论。原文没有列出和亲的年表与聘遗品类，读者若要做汉匈关系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这句话是“和亲无效论”的起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