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世务第四十七》开篇，大夫先斥“诸生妄言”，随即抛出这个比喻：匈奴之于汉，如同木中之蠹、人之疾病，不治就会日渐加深。比喻的力量在于把“战争”转换成“治疗”：既是治病，就不能讳疾忌医；既是蠹虫，就不能姑息养奸。于是主战不再是“好大喜功”，而是“不得已而治”。大夫接着说“故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”，把出击说成唯一的疗法；又说“诸生言以德怀之，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”，把德怀论打成空话。文学的回应则从“昔齐桓公内附百姓，外绥诸侯，存亡接绝，而天下从风”讲起，用霸者事例证明“安内”先于“攘外”。两种论证的分歧在“病因诊断”：大夫说病在匈奴，文学说病在百姓不安。诊断不同，药方自然不同。还可以注意这个比喻的隐含前提：木与蠹、人与疾，都是“外来侵害”，而非“内部失衡”；大夫用这个前提把边患外部化，从而回避了内政问题。文学则反其道，把边患内部化：百姓不安则边不安，安内即安边。原文没有讨论“治疗”的成本与副作用，也没有说明出击之后如何善后，读者若要做战略评估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比喻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功能——让战争听起来像医术。这个蠹喻在汉代政治话语中并不孤立。贾谊《治安策》以“病”喻国，晁错以“蠹”喻吏，都是把政治问题医学化、病理化，以便推出“必须施治”的结论。大夫借这套话语，把主战说成“治病”，把德怀说成“讳疾”。但比喻总有破绽：蠹在木中，可以取出；匈奴在塞外，无法“取出”，只能防御或征伐。文学抓住这一点，把“病”从边塞移到内政：百姓不安才是病根，安内才能安边。也就是说，同一套医学隐喻，被双方用来指向不同的病灶。还可以注意大夫说“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”，把“困极”当作治疗目标：不是灭其国，而是耗其力。这是一种有限战争思维，与后世“扫穴犁庭”不同。文学的“齐桓公内附百姓，外绥诸侯”则提供另一种范式：先安内，再以霸业服外。两种范式各有历史依据，也各有失败案例。原文没有给出“困极”的具体战法与后勤方案，读者若要做军事思想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蠹喻是主战动员的修辞枢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