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旱第三十六》开篇，大夫先摆出一组圣王贤相：禹、汤为君，后稷、伊尹为相，仍然有水旱之灾。这句话的用意是把灾害归因于“天”而非“人”：连圣王贤相都不能免灾，可见水旱是阴阳之运、太岁之数，非人力所能左右。由此推出“非人力”的结论，为官府在灾荒中的有限责任张本：既然灾害天定，就不能把饥荒全算在政策头上。文学的回应则从“古者，政有德，则阴阳调，星辰理，风雨时”讲起，把灾害重新归因于政德：政德修则风雨时，政德失则灾异生。两种归因，一为自然，一为政治，正好对撞。还可以注意大夫的论证里有一个滑移：从“圣王也有灾”推到“灾非人力”，中间省略了“圣王如何应对灾”这一环；圣王有灾，不等于圣王无责，关键在于救灾是否及时。文学正是抓住这一环，强调“春省耕以补不足，秋省敛以助不给”之类的赈济制度。也就是说，大夫谈“灾之不可免”，文学谈“灾之不可不救”；一个减责，一个加责。原文没有记载具体年份的旱涝与赈济数额，读者若要做灾荒史研究，需另找史料；在本篇里，圣王事例是减责的盾牌。汉代的灾异诏书，正是这套逻辑的制度化：一遇水旱，皇帝下诏罪己、问贤良、求直言，把自然灾害转成政治检讨。大夫此处虽谈“天所为”，却并非全然推责；他后面仍讲“县官之于百姓，若慈父之于子”，说明官府仍要救灾，只是不承认灾荒全由政策造成。文学的“政有德则阴阳调”则把责任完全政治化，逼官府改政。两种说法在实践中会折中：灾异照旧归天，赈济照旧办，政令照旧议。还可以注意，大夫举禹、汤、后稷、伊尹，都是“圣王贤相”的顶级配置，用最不可能受灾的组合来证明“灾不可免”；这是一种极端例证法，逻辑上强，经验上弱——圣王时代是否真有大水，文献说法不一。文学的“风雨时”同样是理想化描述，未必有实测依据。双方都在用理想化的上古作论据，只是理想化的方向不同：一个理想化“灾不可免”，一个理想化“政可调天”。原文没有记载具体灾年的雨量、粮价与赈济数额，读者若要做灾荒史，需另找史料；在本篇里，天人之辩是政策责任的分配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