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贫富第十七》开篇，大夫不讲道理，先讲自己：十三岁束发受学，幸得宿卫，在辇毂之下办事，一直到卿大夫之位，获禄受赐六十余年。这段自述的功能是把贫富问题个人化：我由寒微而至高位，靠的是长期勤谨与朝廷俸禄，可见富贵并非全由兼并而来，也可靠仕进积累。这是一种“经历证成制度”的论法：我的例子证明官制能给人上升机会，因此官营、俸禄制度并非只肥权家。文学的回应则从“古者，事业不二，利禄不兼，然诸业不相远，而贫富不相悬也”讲起，把贫富悬殊归因于“兼业兼利”：既食禄又营私，既掌权又经商，财富自然集中。两种论证的分歧在“样本代表性”：大夫用一个成功者的经历证明制度可行，文学用结构性的“兼利”证明制度不公。一个是个案，一个是结构，各有各的说服力，也各有各的盲区。还可以注意大夫特意点出“六十有余年”，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富贵是 gradual 的、合法的，而非暴发；这正是对“权家近利”指控的侧面回应。原文没有说明大夫的禄额与赏赐次数，也没有列出当时贫富差距的数据，读者若要做社会史量化，需另找史料；在本篇里，自述是论辩的人格背书。现身说法在论辩中有效，也有明显局限。大夫以自己的经历证明“仕进可以致富”，但他没有说明：像他这样十三岁入宿卫、六十余年居官的人，在总人口中占多大比例？绝大多数农户既无宿卫资格，也无俸禄可领，他们的贫富曲线与官宦完全不同。用一个官宦样本论证全民机会，属于“幸存者偏差”。文学的结构论则提醒：真正造成悬殊的，不是个人是否勤勉，而是“因权势以求利”的制度通道。还可以注意，大夫这段自述语气温和，甚至有点自得：“获禄受赐，六十有余年矣”，把自己的富贵说成长期积累的结果，而非暴发。这种语气本身是修辞：它让听众相信官制是稳的、可预期的，从而削弱“权家近利”的指控。文学若直接攻击他的经历，会显得刻薄；故文学绕开个人，攻击结构。这是辩论中的常见策略：不驳人，驳制。原文没有给出大夫的姓名与具体官职，也没有列出俸禄等级，读者若要做汉代官俸研究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自述是人格化的制度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