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刑德第五十五》里，文学用两个比喻开场：路多了，人不知走哪条；法令多了，民不知避哪条。这句话表面在反对“法令众”，实际在反对“法令繁而难知”。他紧接着说“故王者之制法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；旷乎若大路，故民不惑”，可见他要的不是无法，而是简明之法：法如日月之明、如大路之宽，百姓一看就懂、一学就会。这与“反对法治”是两回事。文学的真正主张是“法简而信”，不是“法废而任德”。大夫的立场则是“令者所以教民也，法者所以督奸也”：法令是教化与督责的工具，越多越密，越能防奸。两种主张的分歧在“法的密度”：文学怕法密而民惑，大夫怕法疏而奸生。还可以注意，文学后面讲“幽隐远方，折乎知之，室女童妇，咸知所避”，把“知法”当作法治的前提：法若只有官吏能懂，就不是良法。这是一种很现代的“法可预期性”思想，只是包裹在“王者制法”的古语里。原文没有给出具体律条与刑罚等级，读者若要做法律思想史，需与《汉书·刑法志》对读；在本篇里，“道径众”是法简论的比喻，不是无政府论。汉律之繁，是这句批评的现实背景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与《法律答问》所见的律目、罪名、刑罚等级，已相当细密；律令越多，官吏越容易上下其手，百姓越难预知后果。文学说“民不知所辟”，并非夸张，而是对“法密则吏重”的直觉把握：法条越密，解释权越集中在狱吏手里，民反而更不安全。他开的药方是“昭乎如日月”“旷乎若大路”，即法条简明、公布明白、适用一致。这与大夫“令严而民慎”的思路并不必然冲突：严可以简，简也可以严；真正的分歧是“繁”与“简”。还可以注意，文学把“幽隐远方，折乎知之，室女童妇，咸知所避”写进法治目标，等于要求法律知识下沉到最基层；这在竹简时代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，但作为理想，它指出了法治的一个关键：可预期。原文没有讨论律条的公布方式与司法程序，读者若要做汉代法制史，需与出土律令对读；在本篇里，“道径众”是法简论的比喻，不是反法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