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出自《刑德第五十五》御史之口。辔衔是马缰与嚼子，维楫是船缆与船桨；两者都是“控制工具”：没有辔衔，马不听话；没有维楫，船不稳当。御史用这两个比喻说明：执法者是国家的缰绳，刑罚是国家的缆桨，缺了它们，国家就失控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工具论”法治观：法不是目的，而是驾驭国家的手段。文学的反驳则从“辔衔者，御之具也，得良工而调”入手：缰绳是好工具，但要良工来调；言下之意，工具本身不能保证善治，关键在驾驭者。也就是说，御史谈“有没有工具”，文学谈“谁来用工具”。两种论证的分歧在“制度与人的关系”：御史相信制度可以约束，文学相信人决定制度。还可以注意，御史用“维楫”而不是“舟”，强调的是“控制”而非“运载”：法的作用是让船不偏，而不是让船前进。这与大夫“令以教民、法以督奸”的思路一脉相承。原文没有讨论执法者的选拔与监督，也没有说明刑罚的适用限度，读者若要做法律思想史，需与《申韩》诸篇对读；在本篇里，辔衔之喻是法治工具论的经典表达。辔衔之喻还有一层“技术”意味：御者要懂马性，才能用好缰绳；执法者要懂民情，才能用好刑罚。御史只讲工具，文学补上“得良工而调”，等于把“人”的因素塞回制度。这个补充很关键：同样的法，在不同执法者手里，可以是保护，也可以是勒索。汉代“酷吏”与“循吏”的分别，正在于此。还可以注意，御史用“维楫”而不是“舟”，强调“控制”而非“运载”；文学则用“良工”强调“技艺”而非“工具”。一个问“有没有”，一个问“会不会”。两种提问方式，决定了法治讨论的两个方向：制度建设与执法伦理。原文没有讨论执法者的选拔、考核与监督，读者若要做廉政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辔衔之喻是法治工具论的经典表达，也是执法伦理的起点。工具再利，也要人调；这一层，御史始终没有正面回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