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疾贪第三十三》里，贤良先讲古制：爵禄足以养贤、养士、养身及党，连庶人为官者也能“代其耕而食其禄”，即俸禄足以抵得上耕种所得。言下之意，俸禄足则吏不贪；俸禄薄则吏必侵渔。他紧接着说“今小吏禄薄，郡国繇役，远至三辅，粟米贵，不足相赡”，把贪腐的直接原因落到“禄薄”与“役重”上。这是一种“制度致贪”论：不是人坏，而是制度逼人坏。大夫的回应则是“贤不肖有质，而贪鄙有性，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”：贪鄙出于本性，君子只能自洁，不能改变所有人。这是一种“人性致贪”论。两种归因的分歧，决定了对策：若制度致贪，就当厚禄、减役、严选；若人性致贪，就当严刑、督责、汰黜。还可以注意，贤良并不否认人性有差异，他否认的是“以薄禄试人性”：用不足以养家的俸禄去考验官吏，等于逼良为贪。这个论证很犀利，也很现实。原文没有给出汉代小吏的具体俸额与物价，读者若要做俸禄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“禄薄”是贪腐的结构性解释。“禄薄致贪”在汉代有制度背景：小吏俸禄微薄，又要自备车马、迎送上官，不足则取于民。贤良的观察因此不是空论，而是对基层财政的直击。大夫的“贪鄙有性”则提醒：厚禄未必养廉，人心不足，禄再厚也可能贪。两种说法其实可以互补：厚禄减少“因贫而贪”，严刑减少“因贪而贪”；单靠一端，都不足治贪。还可以注意，贤良说“庶人为官者，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禄”，把俸禄与“代耕”挂钩：为官所得，应不低于耕作所得；这是一条很朴素的公平标准，也是防止“弃农为吏”的底线。大夫则强调“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”，把希望寄托在个人修养；这又回到“人治”与“制度”的老问题。原文没有给出小吏俸额与物价指数，读者若要做俸禄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“禄薄”是贪腐的结构性解释。禄薄与性贪，一为外因，一为内因，治贪须内外兼治，方不至于偏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