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疾贪第三十三》末段，贤良用驭马作比：四马不驯，是御者的过错；百姓不治，是有司的罪责。这个比喻把治理责任明确地推给“在上者”：民乱不是民坏，而是官失其职。它紧接着说“春秋刺讥不及庶人，责其率也”，引《春秋》义法为据：讥刺不施于庶人，而责其上级，因为上级有率导之责。这是一种“责任上移”的吏治观：越是高位，越该负责。大夫的立场则是“贪鄙有性”，把问题归到个人品性；两相对照，一个问“谁该负责”，一个问“谁本性坏”。还可以注意，贤良并不否认民有差异，他强调的是“率”的责任：上位者若以贪率下，下必效之；上位者若以廉率下，下必化之。这把吏治与教化连成一体：治吏即是治民。篇名“疾贪”也点明靶心：疾者，痛恨也；痛恨的不是民之贪，而是吏之贪。原文没有给出具体惩贪案例与处置结果，读者若要做廉政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驭马之喻是责任伦理的支点。“责其率”三字，是这句的核心：责任不在被率者，而在率导者。这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“春秋责备贤者”一脉相承：对高位者要求更高，对庶人要求较低。贤良用它来为百姓开脱、为官吏加责，方向很明确。大夫的“贪鄙有性”则把责任分散到个人品性，反而减轻了制度压力。两种责任观，一为“向上问责”，一为“向下归因”。还可以注意，贤良说“古者大夫将临刑，声色不御，刑以当矣，犹三巡而嗟叹之”，把“恻隐”写进执法程序：即使罪当，也要再三审慎。这与“驷马不驯”之喻合起来，构成一套“责任+恻隐”的吏治伦理。原文没有给出具体案例与处置结果，读者若要做廉政史，需另找材料；在本篇里，驭马之喻是责任伦理的支点，也是“疾贪”篇名的注脚。责任上移，既是道德要求，也是制度设计；无后者，前者终成空谈。责率者，责其上不责其下，此义《春秋》所重。此义最严，亦最难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