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儒第十一》开篇，御史先承认文学“祖述仲尼、称诵其德”，语气看似褒扬，实为设伏：既然你们把孔子捧到“自古及今未之有”的高度，那就请解释孔子一生的际遇——修道鲁、卫之间，教化洙、泗之上，弟子不为变，当世不为治，鲁国反而削得更厉害；齐宣王褒儒尊学，孟轲、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，不任职而议论，结果如何？御史用孔孟的“不遇”来证明儒术“无用”：连圣人都治不好鲁国，何况你们这些学孔之人。文学的回应则从“无鞭策，虽造父不能调驷马”入手：不是马不好，是没有鞭策；不是儒术无用，是君主不用。也就是说，孔子的失败是“不遇”，不是“无能”。两种论证的分歧在“成败归因”：御史归因于儒术本身，文学归因于君主不用。还可以注意，御史把“祖述仲尼”当作把柄：你们越尊孔，越难解释孔子的失意；这是一种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论法。文学则用“无鞭策”之喻反制：把“不用”与“不能用”分开。原文没有讨论孔子治鲁的具体政绩，读者若要做儒学史，需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对读；在本篇里，尊孔与疑孔同时上演。孔孟“不遇”的争辩，其实触及儒术的“有效性”问题：一种学说，若连自己的宗师都未能见用于当世，凭什么说服君主采纳？御史的设伏正在于此。文学的反制则是把“见用”与“有效”分开：孔子不见用，不等于儒术无效；鲁国之削，是君主不用儒，不是儒不能治。这个反制很强，也很难证伪，因为它把失败归因于“外部条件”。还可以注意，御史举齐宣王褒儒尊学而“不任职而议论”，暗示儒生只宜议论、不宜任事；文学则用“无鞭策”之喻，暗示君主不肯授实权。两种说法都把责任推给对方，争论因此难有结论。汉代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治国实践，其实已经给出了折中答案：儒术提供正当性，法术提供执行力。原文没有讨论汉代儒生任地方官的实际表现，读者若要做儒学政治史，需与《汉书·循吏传》对读；在本篇里，尊孔与疑孔同时上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