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杂论第六十》是全书最后一篇，开篇以“客曰”作结：我看盐铁之义，观公卿、文学、贤良之论，意指殊路，各有所出，或上仁义，或务权利。这句话是桓宽对整个会议的“编者按”：双方各有其道，各有其据，不是简单的对错之争，而是仁义与权利两种取向的对峙。它至少透露三层信息。第一，全书的结构是“殊路”：不是一条线索贯通，而是多条论证并置。第二，“各有所出”：每种主张都有其出发点，不能以一方之是非尽废另一方。第三，“或上仁义，或务权利”：把复杂的政策争论压缩成两组价值取向，这是最简练的概括。还可以注意，客曰之后紧接着说“异哉吾所闻”，说明“客”并非中立旁观者，他有自己的判断；但他先把双方并置，再作评断，这种“先述后评”的写法，正是史家笔法。原文没有说明“客”的身份，读者若要做作者研究，可参《汉书·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》所载桓宽事迹；在本篇里，“殊路”是全书结构的自我说明。“殊路”二字，也是桓宽著书的自我定位：他不裁断谁对谁错，而是把两条路都留下来。这与《史记》的“互见法”有相似之处：同一事件，在不同篇章中呈现不同侧面。杂论以“客”的口吻作结，既保持距离，又作出评价，正是史家笔法。还可以注意，客说“或上仁义，或务权利”，把双方的价值取向各归一类，而不说“或对或错”；这种分类式的概括，比简单的褒贬更接近实情。桓宽在《汉书》中仅以“庐江太守丞”见称，事迹寥寥；他著此书，据《汉书》说是“宽集其所论”，带有整理会议记录的性质。因此《杂论》的“客曰”，很可能是桓宽自设的叙述者，而非真有一位“客”。原文没有说明客的姓名与身份，读者若要做作者研究，可参《汉书》相关传注；在本篇里，“殊路”是全书结构的自我说明。史家并存两说，读者自择，此即《杂论》之体例。桓宽之笔，冷而有情，此其所以为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