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第四十二乐部二的标题附文就是「乐府」，卷内第一门即乐府，正文第一段是「魏武帝短歌行曰．对酒当歌．人生几何」，接着陆机短歌行、古长歌行、魏明帝长歌行，全是乐府诗，没有一条某书曰的记事。这与大多数门先事后文的体例相反，原因在乐府本身的性质：乐府是乐曲的歌词，讨论乐府的文章往往就是乐府诗本身，若先列一堆训释再收诗，反而割裂了曲—辞的关系。类似的还有卷第五十六杂文部的诗门、赋门，它们以论诗论赋的「事」开头，但所收的仍是论述而非作品，说明门类性质决定事文比例。数据层因此不把无事的门当作解析错误，而是把它标为乐府门起首即文的异常并保留整门为文段。读者若按每门必有事段的规则去校验，会在乐府门误报缺失；若按每门必有文段去校验，又会在刑法部、符命部这类纯事门误报。乐府门之后的舞、歌两门（卷第四十三）则恢复先事后文：先引礼记、周官讲舞制，再收舞诗、舞赋。同属乐部，乐府纯文，舞、歌先事后文，说明门类性质比部类更决定体例。读者读乐部，不能用一个模板套到底。乐府门纯文，还与它的来源有关：乐府本就是配乐的歌辞，若先列训释再收歌辞，会割裂曲辞关系；编者索性把乐府诗集中排列，让读者按曲调、按时代读。这种做法在类书里不多见，是乐部独有的体例。舞、歌两门的先事后文，也说明乐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；同部之内，体例随门而变，这正是类书编排的弹性。乐部内体例的弹性，提醒读者不要用一个模板读全部四十四卷，门才是体例的真正单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