库中可认撰人三千五百余条，梁简文帝二百七十六篇居首，梁沈约一百九十篇次之，魏陈王曹植一百五十九篇第三，梁元帝一百二十七篇第四，周庾信一百一十四篇、晋郭璞一百零三篇、晋陆机九十八篇、梁庾肩吾九十三篇、晋傅玄八十二篇、魏文帝七十四篇随后。梁代三人（简文帝、沈约、元帝）合计近五百篇，加上庾肩吾、江淹、刘孝绰、吴筠、刘孝威等梁陈作者，梁陈文学的分量确实很重。原因不在编者偏爱，而在时代：欧阳询等身处唐初，去梁陈未远，梁代总集、别集与类书尚多存世，取用最便；同时梁简文帝、元帝本人就是高产作者，咏物诗、赋、铭、启数量极大，且题材覆盖天文、岁时、器物、草木，正对类书按门取材的需要。所以榜首既是文学史事实，也是文献存佚的结果：梁代文集存得多，唐初编者就引得多。读者若据此推断唐初人最推崇梁简文帝，证据不足；若据此推断梁代诗文赖本书保存最多，则大体成立。梁代作者的高频还有一层制度原因：梁元帝、简文帝都曾大规模组织文人编纂总集与类书，梁代文集在唐初的存世比例最高。类书编者取梁代材料最方便，引用自然最多。这不是文学评价，而是文献存量的投影。梁代高频还有一个文本原因：梁代盛行咏物诗赋，题材细到扇、镜、灯、伞、莲、竹，正合类书按物立门；而汉魏作者多长篇大赋，题材集中于京都、宫殿、江海，能拆入门类的反而少。存世量与题材适配度双重作用，才把梁代作者推到榜首。榜首的数字还提示一个方法论：研究类书撰人，应同时看存世量与题材适配度，单看篇数会把咏物诗人误判为一代文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