库中梁简文帝二百七十六篇、梁元帝一百二十七篇、魏文帝七十四篇，而梁武帝只有十二篇，唐太宗仅三篇（作「太宗皇帝」「太宗文皇帝」）。同为帝王，差距不在身份，而在作品与题材：梁简文帝、梁元帝都有大量咏物诗赋，题材细到扇、伞、镜、灯、马、莲，正合类书按物立门的需求；魏文帝的赋、书、诏也多涉器物与制度。梁武帝的作品以诏令、佛理文字为主，可摘入类目的咏物之作少，故引用少。唐太宗三篇则是因为《艺文类聚》成书于武德年间，太宗尚未即位，书中偶见的「太宗皇帝」当是后来补入或底本混入，数量自然极少。这条差异提醒读者：类书引谁多，不等于谁的地位高，而等于谁的作品更适合按门摘录。若用撰人榜排名去写文学史，会把咏物诗人抬得过高，把诏令作者压得过低。唐太宗只有三篇，还有一个版本原因：本书成于武德年间，太宗尚未即位，书中出现的「太宗皇帝」当是后来补入或底本混入，数量自然极少。若把这三篇当作唐太宗在本书中的全部作品，会误解本书的成书时间与编纂层次。帝王作者的多寡还与他们是否咏物有关：梁简文帝、梁元帝、魏文帝都有大量咏物赋，题材可拆入门；梁武帝多诏令、佛理文字，可拆入门者少。可见作者身份不如题材适配更能解释引用量，这一点在类书统计里尤其重要。帝王作者榜的差异也说明：类书的「作者」是作品供应者，不是历史地位排序；以榜论史，最容易把咏物之作当成一代文学的主流。帝王作者榜因此只能作参考，不能作文学史结论；真正的结论，要回到具体门类与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