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部二十四卷合编本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滦阳消夏录六·第三十一则是一篇短而硬的驳论。渔洋山人记过张巡妾转世索命的事，纪昀开篇即说不谓然，然后逐层拆。 他先引原说：君为忠臣，我则何罪，而杀以飨士？再反问：孤城将破，巡已决志捐生，巡当殉国，妾不当殉主乎？接着把个案推到类：古来忠臣仗节、复宗族、糜妻子者不知凡几，使人人索命，天地间无纲常；使容其索命，天地间亦无神理。最后举一个反例：王经之母含笑受刃，彼何人乎？ 驳完之后，他并不否定鬼，而是给这件事另找两个人间解释：或妖鬼为祟，托一古事求祭飨；或明季诸臣顾惜身家、偷生视息，造作是言以自解。两者都指向人，不指向神理。 收束的一句是原则：儒者著书，当存风化，虽《齐谐》志怪，亦不当收悖理之言。这句话表面在清理别人的书，实际上也在给自己的书划界——他大谈冥报，却不肯让报应违背伦常；在他这里，鬼可以有许多种，唯独不能有一种是替被殉者向殉国者讨债的。 另一读更细：他用纲常的逻辑反推鬼的资格，等于承认了鬼的存在而以伦理筛选其真伪，这与单纯的破迷信不是一回事。真正被质疑的不是张巡，而是那个借张巡之事说话的人；至于妾究竟冤不冤、该不该杀，全篇始终被当作既成前提，一个字也没有碰。这一层沉默，比驳论本身更见时代的边界。 另一点常被忽略：他驳的是妾索命，不是张巡杀妾。杀妾飨士这件事在原文里始终作为前提，他甚至不讨论它合不合礼，因为一旦讨论，守睢阳的功业就要跟着起疑。于是驳论被精确地限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：可以怀疑鬼，不可以怀疑忠。这正是他所谓存风化的实际操作——风化不是一套抽象原则，而是一条不能碰的边界；替风化说话的人，先要看清边界在哪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