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部二十四卷合编本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滦阳消夏录六·第四十二则从一个孩子的手势写起。董曲江前辈说，顾侠君刻《元诗选》成，家中五六岁的童子忽然举手向外指，说有衣冠者数百人望门跪拜。纪昀先叹一句：嗟乎！鬼尚好名哉。 叹气之后，他并没有把话说完。紧接着却替这些鬼说了句公道话：剔扶幽沉，搜罗放佚，以表章之力，发冥漠之光，其衔感九泉，固理所宜有。刻一部亡佚已久的选本，让沉埋的名字重新见世，鬼来谢，按说是讲得通的。 转折在下一层。他批评的不是刻书，而是借刻书结党：交通声气，号召生徒，祸枣灾梨，递相神圣；不但有明末造标榜多诬，即月泉吟社诸人，亦病未离乎客气。再往下两句最狠：植党者多私，争名者相轧；即盖棺以后，论定犹难，况乎文酒流连、唱予和汝之日哉。 末尾举了一个反例：昭明文选以何逊见存，遂不登一字，古人之所见远矣。选本不收活着的名家，是避嫌，也是自重；拿这一条去照当下的刻诗社稿，讽刺就落地了。 这一则的难处正在于它两头都站：辑佚是功德，标榜是私，而这两件事在刻一部书上往往同时发生。纪昀自己正总纂四库，大规模搜罗与他要批评的号召生徒只隔一层纸。他借一个童子的手指把鬼请出来，又用何逊一件事把人的体面剥掉，至于那数百衣冠者究竟是谢还是求，从头到尾没有交代——这一句留白，恰是笔记最擅长的收法。 还可以补一句版本学上的常识：一部选本的刻成，在清代往往是一场持续数年的集资与征稿，参与者众，故鬼谢之说也最容易附会。纪昀并不否认这一点，他只是把功劳与私心分开：辑佚者有功，结社者有私，而两者常在同一个刻工身上。这个判断放在四库馆的语境里更有味——他自己正是那个既在搜书、又在防人借搜书结党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