底本把说话艺人按家数分开列：讲史有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高恕、李孝详；小说有李慥、杨中立、张十一、徐明、赵世亨、贾九；说《三分》有霍四究；说《五代史》有尹常卖；说诨话有张山人；商谜有毛详、霍伯丑；合生有吴八儿；诸宫调有孔三传、耍秀才。家数之间不混列，说明当时人对说话的门类有清楚的划分。 这些门类大致可分三组。讲史、说三分、说五代史是长篇历史；小说是短篇故事；说诨话、商谜、合生、诸宫调是谐谑、猜谜、唱说。底本只列门类与人名，不记节目内容，读者只能从“三分”“五代史”这样的书名知道题材，其余只能推想。 艺人来源也值得注意。张翠盖、薛子大、薛子小、杨总惜等是“教坊减罢并温习”的弟子，后来在瓦肆作场；尹常卖既在瓦肆说《五代史》，又在元宵灯下说《五代史》。同一个人跨两个场子，说明瓦肆与节庆市场共用一批艺人。 本书没有记录任何一段说话的文本，也没有记票价与场次。这是都城志的边界：它记“谁在说、说哪一门”，不记“说了什么”。因此本书能复原说话的门类与艺人谱，不能复原具体故事；说话文本层在本书里是空白，只能存目。 从门类名还能看出当时的分法不是现代的分类学：三分、五代史是题材，讲史、小说是体裁，说诨话、商谜是现场互动，合生、诸宫调是唱说。题材、体裁、表演方式混在一张名单里，说明瓦肆用的是实际叫法，不是书面的分类。读者若拿后世的“说话四家”去套，会发现对不齐；不如就按底本的名字，把它们当作八个并列的棚，各自卖各自的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