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都外城的城墙、城门与防御工事，底本是怎样写的？

《东都外城》先给总貌：外城“方圆四十余里”，城壕名护龙河，“阔十余丈”，濠之内外都植杨柳，粉墙朱户，禁止行人往来。城门普遍筑瓮城三层，门洞屈曲而开；只有南薰门、新郑门、新宋门、封丘门是直门两重，因为这是四正门，留着御路，皇帝出行不走曲折的门洞。这一段把城的军事防御与礼制等级写在了同一处：瓮城为守，直门为尊。 接着分壁记门。南壁三门：南薰门、陈州门、戴楼门，陈州门与戴楼门旁各有蔡河水门。东壁四门：东水门、新宋门、新曹门、东北水门，其中东水门跨汴河，有铁裹窗门，入夜像闸一样垂到水面，两岸各开门通人行路，出拐子城，夹岸百余丈。西壁的文字说“其门有四”，下面却依次列了新郑门、西水门、万胜门、固子门、西北水门五个名字；北壁四门为陈桥门、封丘门、新酸枣门、卫州门。底本西壁的数目与实列不一致，本书一仍其旧，不替它改数。 城的细部也有制度：每百步设马面、战棚，密置女头，早晚修整；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；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，贮守御之器，由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，京城所总领其事。可见外城不是一圈墙，而是一套常备的城防工事，连修墙的兵士、存器械的库房都按里程布置。 底本还附了一条正名与俗名的对照：西水门正名利泽，郑门本顺天门，固子门本金耀门，而“诸门名皆俗呼”。这说明孟元老记的是当时人口中的门名，不是官牒上的正式名称。读这一条，既要看城门，也要看称呼背后的城市习惯。 把这一条与旧京城条对读，可以看出新城与旧城的分工：新城记的是城墙、瓮城、马面、防城库，重在守；旧城只记十二座门，重在通行。孟元老写外城用兵家语，写内城用街巷语，同一支笔有两种口气。

旧京城（内城）四面各有哪些门？门名为什么多带一个“旧”字？

旧京城即内城，底本记“方圆约二十里许”，四面各三门，共十二门。南壁正中为朱雀门，左为保康门，右为新门；东壁从南为汴河南岸角门子、汴河北岸旧宋门、旧曹门；西壁从南为旧郑门、汴河北岸角门子、梁门；北壁从东为旧封丘门、景龙门、金水门。景龙门下有小注“乃大内城角，宝箓宫前也”，是十二门中唯一标明与大内相对位置的门。 门名多带“旧”字，是因为新旧两城并存。外城另有新宋门、新曹门、新郑门、新封丘门，旧城原有的宋门、曹门、郑门、封丘门便加“旧”字区别。底本在《东都外城》里说“诸门名皆俗呼”，并给出西水门正名利泽、郑门本顺天门、固子门本金耀门，可见当时人日常用的是俗名，正名反成了注脚。旧城的“旧”字，正是这种双城格局留在语言里的痕迹。 十二门中，东壁、西壁各有一座“角门子”，直接以汴河岸定位，说明汴河穿旧城而过，水门与城门是绑在一起设计的。南壁朱雀门正对御街，是全书出现频率最高的门；北壁景龙门紧邻大内城角，卷六元宵、卷十郊礼的车驾路线都绕不开这一带。城门不只是出入口，也是叙述城市的坐标。 底本没有给旧城每壁的里数，也没有写城墙形制，只记门名与方位。本书因此不据他书补入城墙高度或沿革，宁可从缺。 还有一层：旧城十二门中，南壁三门与御街、蔡河的关系最密。朱雀门正对御街，新门、保康门分列左右；东壁的旧宋门、旧曹门通往外城的新宋门、新曹门，西壁的旧郑门通往新郑门。旧城的门名像一张旧地图，把新城的扩建方向也标了出来。底本没有画图，只凭门名的对应，读者已能复原两城相套的关系。

穿城四河各是什么？底本说蔡河、汴河各有几桥，实际又列了几座？

底本开门见山：“穿城河道有四。”南壁为蔡河，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城，绕行至东南陈州门出；河上桥“十一”，自陈州门里观桥起，依次为宣泰桥、云骑桥、横桥子、高桥、西保康门桥、龙津桥、新桥、太平桥、粜麦桥、第一座桥、宜男桥，出了戴楼门还有四里桥。中为汴河，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，东去至泗州入淮；河上桥“十三”，自东水门外七里虹桥起，至西水门外横桥止。东北为五丈河，来自济、郓，挽京东路粮斛入京，自新曹门北入城，河上五桥。西北为金水河，自京城西南分京、索河水筑堤，从汴河上用木槽架过，从西北水门入城，夹墙遮拥，入大内灌后苑池浦，河上三桥。 四条河各有职守：汴河是漕运主线，“运东南之粮，凡东南方物，自此入京城，公私仰给焉”；五丈河负责京东路粮斛；蔡河通蔡州，兼作南城的水上通道；金水河只管宫苑池浦，是唯一以“入大内”为终点的河。河的身份不同，桥的密度也不同：汴河十四座、蔡河十二座，五丈河五座、金水河三座。 底本的数目与实列有出入：蔡河说“桥十一”，实列观桥至宜男桥十二座，四里桥还在戴楼门外；汴河说“桥十三”，实列虹桥至横桥十四座。这类矛盾不是抄错一处，而是正文总述与列举两套口径并存。本书的处理是保留原文数目，同时把实列桥名全部录入地点层，让读者自己看见差额，不替底本改字。 河道层还留下一个城市史的判断：汴河穿城，故有东水门、西水门两座跨河水门；蔡河穿南城，故戴楼门、陈州门旁各有蔡河水门；五丈河、金水河从东北、西北入，才有东北水门、西北水门。城门与水门成对出现，东京的交通格局其实由四条河先行决定。

汴河为什么被称为都城的生命线？州桥与虹桥各有什么形制？

汴河在全书里不是一条普通的河，而是都城的生命线。底本说它“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，东去至泗州，入淮”，紧接着便是“运东南之粮，凡东南方物，自此入京城，公私仰给焉”。朝廷的粮、百官的俸、市井的货，全系在这一条水上。 河上的桥，底本说十三，实列十四：虹桥、顺成仓桥、便桥、下土桥、上土桥、相国寺桥、州桥、浚仪桥、兴国寺桥、太师府桥、金梁桥、西浮桥、西水门便桥、横桥。虹桥最奇，“其桥无柱，皆以巨木虚架，饰以丹雘，宛如飞虹”，所以得名；州桥正名天汉桥，“正对于大内御街”，桥柱皆青石，石梁石笋楯栏，近桥两岸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，桥下密排石柱，因为桥面就是车驾御路。 州桥的细节值得单看：它与相国寺桥都“低平不通舟船”，只有西河平船能过；桥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；桥西有方浅舡二只，船头立巨杆铁枪，岸上三条铁索，入夜绞上水面，为的是防舟船遗失。这些设施说明州桥既是礼仪轴上的节点，也是汴河上的实际关卡。 虹桥在卷一的桥名里只是第一座，到了卷七清明、卷十郊礼，汴河两岸又成为车驾仪卫的背景。本书没有为汴河单独立目，却让它贯穿城门、桥道、漕运、夜市诸层：读东京，先读这条河。 若把汴河与蔡河对读，会发现两条河的桥名风格不同：汴河桥多带仓、门、衙、宅，如顺成仓桥、西水门便桥、太师府桥，桥随机构得名；蔡河桥多带观、保康、龙津，桥随宫观与城门得名。桥名的差异，正是两条河在城市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痕迹。底本只列桥名，不作解释，读者却能从名字里读出两岸的建筑。

大内正门宣德楼是什么样子？入宫之后的殿宇是怎样排列的？

大内正门是宣德楼，底本说它“列五门”，门皆金钉朱漆，壁以砖石间甃，镌镂龙凤飞云之状，覆琉璃瓦；两侧曲尺朵楼、朱栏彩槛，下列两阙亭相对，都用朱红杈子围起。这段描写把宫门的材料、色彩、纹样一路写到底，是全书最细的建筑笔墨之一。 入宣德楼正门就是大庆殿。殿庭设两楼，“如寺院钟楼”，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测验刻漏，逐时刻执牙牌奏；每遇大礼，车驾斋宿于此，正朔朝会也在此殿。殿外左右横门曰左右长庆门；内城南壁有三座门，是大朝会趋朝的路；宣德楼左为左掖门，右为右掖门，左掖门里是明堂，右掖门里西去是天章、宝文等阁。 再往里是一串办公与常朝的殿宇：入门东去街北廊为枢密院，次中书省，次都堂（宰相朝退治事处），次门下省，次大庆殿；文德殿是常朝殿，殿前东西大街东出东华门、西出西华门；宣祐门外西去有紫宸殿（正朔受朝）、文德殿、垂拱殿、皇仪殿、集英殿（御宴及试举人），后殿为崇政殿、保和殿，内书阁为睿思殿，后门为拱宸门。外朝、常朝、内廷由此排成一条南北向的序列。 值得注意的是东华门外“市井最盛”：禁中买卖在此，饮食、时新花果、鱼虾鳖蟹、鹑兔脯腊、金玉珍玩衣着，无非天下之奇；新上市的茄瓠每对可直三五十千，诸合分争以贵价取之。宫城与市场只隔一道门，这是东京不同于一般都城的地方。 这一串殿名还有时间上的分工：大庆殿用于大礼斋宿与正朔朝会，紫宸殿用于正朔受朝，文德殿是常朝，集英殿用于御宴与试举人，崇政、保和是后殿。同一座宫城里，礼仪、政务、宴飨、考试各有其殿，空间的秩序就是政治的秩序。

内诸司都包括哪些机构？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几类？

内诸司是设在禁中的一套机构。底本一口气列了二十余个名字：学士院、皇城司、四方馆、客省、东西上合门、通进司、内弓剑枪甲军器等库、翰林司（茶酒局）、内侍省、入内内侍省、内藏库、奉宸库、景福殿库、延福宫、殿中省六尚局、诸合分、内香药库、后苑作、翰林书艺局、医官局、天章等阁、明堂颁朔布政府。 这串名字可以分四类看。一是文书与礼仪：学士院、四方馆、客省、东西上合门、通进司、明堂颁朔布政府，管的是诏令、朝贡、朝会与颁历。二是财用：内藏库、奉宸库、景福殿库、内香药库，藏的是皇室私财与香药珍货。三是生活：殿中省六尚局——尚药、尚食、尚辇、尚酝、尚舍、尚衣，加上翰林司茶酒局、后苑作，覆盖皇帝的医、食、车、酒、寝、衣与园苑。四是艺文与医：翰林书艺局、医官局、天章等阁。 六尚局不是空名。卷一大内条写早晚进膳时，殿中省对凝晖殿禁卫成列，省门上有人呼喝，谓之“拨食家”；又有紫衣、裹脚子向后曲折幞头者，谓之“院子家”，托合进入；继托金瓜合二十余面进入，非时取唤，谓之“泛索”。这些称呼正可与六尚局对读：制度表上的机构，落到日常就是送饭、传唤、供物的具体人。 底本只列名，不解释职掌，也不记员额。本书因此只把名目与可对应的场景收进机构层，不据《宋史·职官志》补职掌，避免以史书替底本。 把内诸司与外诸司对读，可以看到一条界线：内诸司管皇帝身边的人与物，外诸司管都城的造作、仓储与税。内诸司列名短而密，外诸司列名长而杂；一在禁中，一在禁外。底本没有解释这条界线，但两份名单放在相邻两条，读者自然能看出宫廷与朝廷、皇室与国家之间的分工。

外诸司管些什么？底本为什么特意写到粮仓与草场？

外诸司在禁中之外，管的是都城的造作、储藏、车马、税务与宗室事务。底本列名极密：左右金吾街仗司、法酒库、内酒坊、牛羊司、乳酪院、仪鸾司（帐设局）、车辂院、供奉库、杂物库、杂卖务、东西作坊、万全（造军器所）、修内司、文思院上下界、绫锦院、文绣院、军器所、上下竹木务、箔场、车营、致远务、骡务、驼坊、象院、作坊物料库、东西窑务、内外物库、油醋库、京城守具所、鞍辔库、左右骐骥院、天驷十监、河南北十炭场、四熟药局、内外柴炭库、军头引见司、架子营（楼店务、店宅务）、榷货务、都茶场、大宗正司、左藏、大观、元丰、宣和等库、编估局、打套所。 其中与城市日常最相关的是仓与场。底本说诸米麦自州东虹桥元丰仓、顺成仓，东水门里广济、里河折中、外河折中、富国、广盈、万盈、永丰、济远等仓，陈州门里麦仓子，州北夷门山、五丈河诸仓，“约共有五十余所”；近新城又有草场二十余所。每逢支遣，仓前成市；冬月诸乡纳粟秆草，牛车阗塞道路，车尾相衔，数千万辆不绝，场内堆积如山。 这些机构不是为了好看。东西作坊、万全、军器所、京城守具所供应城防；绫锦院、文绣院、文思院供应宫廷服饰与器用；骡务、驼坊、象院、左右骐骥院、天驷十监供应车驾与仪卫；榷货务、都茶场、四熟药局、楼店务、店宅务则直接介入城市的商税、茶、药与房地产。外诸司其实是都城运行的后台。 底本还记了一条“祖宗之法”：诸军打请，营在州北的，要到州南仓去领，不许雇人般担，必须亲自肩来。这条规定把仓址、军营与兵士的日常路线连在一起，也解释了为什么东京的桥上总有军兵负重往来。

御街的形制如何？从宣德楼到州桥，两侧的官署与商铺是怎样分布的？

御街从宣德楼一直向南，宽约二百余步，两边是御廊。底本说，御廊旧时允许市人买卖，政和间被官司禁止，各安黑漆杈子；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，中间是御道，不得人马行往，行人都在廊下朱杈子之外。杈子里有砖石甃砌的御沟两道，宣和间尽植莲荷，近岸植桃李梨杏，杂花相间，春夏之间“望之如绣”。 御街两侧首先是官署区。宣德楼前，左南廊对左掖门，是明堂颁朔布政府；秘书省右廊南对右掖门；近东为两府八位，西为尚书省。御街南去，左为景灵东宫，右为西宫；近南是大晟府，次太常寺；州桥曲转，大街面南，是左藏库；近东有郑太宰宅、青鱼市内行、景灵东宫。这一串名字把朝廷的礼、乐、财与户口排在了同一条街上。 再往南，御街就变成商业街。南门大街以东，南有唐家金银铺、温州漆器什物、大相国寺，直至十三间楼、旧宋门；西宫南皆御廊杈子，至州桥投西大街，是果子行；街北都亭驿（大辽驿），相对梁家珠子铺，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。过州桥，两边皆居民，街东有车家炭、张家酒店、王楼山洞梅花包子、李家香铺、曹婆婆肉饼、李四分茶；朱雀门街西过桥投西大街，谓之曲院街，街南遇仙正店“最是酒店上户”，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 一条御街，北段是皇权与官署，南段是酒楼、香药、金银铺与妓馆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州桥。底本没有评论这种混置，只按从北到南的顺序一路记下去；读者却能从门牌的变化看出，东京的礼仪轴与商业轴是重叠的。 御街的宽度也值得注意：二百余步，远超一般街道。这样的宽度不是为通车，而是为仪卫、朝会与观礼留出空间。政和间禁止市人买卖、安上黑漆杈子，正是把这条街从市场改回礼仪用途；但南段的酒楼、香药铺、金银铺并没有消失，只是退到了杈子之外。一条街的宽度，量的是皇权与市井之间的距离。

正旦大朝会是什么场面？各国使节的穿戴与礼拜有什么不同？

正旦大朝会在大庆殿，车驾坐殿，殿角立四个介胄长大人，谓之“镇殿将军”。诸国使人入贺，殿庭列法驾仪仗，百官冠冕朝服；诸路举人解首也穿士服立班，服二量冠、白袍青缘；诸州进奏吏各执方物入献。这是一场把朝廷、使节、举人与地方都摆在同一殿庭里的仪式。 使节服饰是全书最集中的异域描写。大辽大使顶金冠，后檐尖长如大莲叶，服紫窄袍、金蹀躞；副使展裹金带，如汉服。大使的拜法也特别：立左足、跪右足，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；副使则如汉仪。夏国使副皆金冠、短小样制服、绯窄袍、金蹀躞、吊敦背，叉手展拜。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如汉仪；回纥长髯高鼻，以匹帛缠头，散披其服；于阗小金花毡笠、金丝战袍、束带，并妻男同来，乘骆驼、毡兜铜铎入贡；三佛齐瘦脊缠头、绯衣上织成佛面；南蛮五姓潘椎髻乌毡，如僧人礼拜入见。 馆驿的分配也有等级：大辽在都亭驿，夏国在教亭西驿，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，回纥、于阗在礼宾院，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；唯大辽、高丽就馆赐宴。大辽使朝见后翌日到大相国寺烧香，次日到南御苑射弓，朝廷选能射武臣伴射，就彼赐宴；伴射得捷，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，观者如堵。 朝会结束，内前灯山已上彩，“其速如神”。这一句把元旦与元宵接了起来：朝会是礼，灯山是节，礼一散，节就开场。底本没有写朝会时长与仪注，只写使节的衣冠与灯山的彩，重心在“万国来朝”的场面。 使节之后还有射弓的尾声。大辽使朝见讫，翌日诣大相国寺烧香，次日诣南御苑射弓；朝廷选能射武臣伴射，先列招箭班十余于垛子前。辽人一裹无脚小襆头子锦袄，踏开弩子，舞旋搭箭，过与使人；中的则赐闹装、银鞍马、衣着、金银器物有差。伴射得捷，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，观者如堵。朝会的礼，到这里才落到一场可围观的比试上。

立春的“鞭春”是怎样进行的？小春牛与春幡雪柳又是什么？

立春前一日，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。开封、祥符两县把春牛放在府前，至日绝早，府僚打春，如方州仪。府前左右，百姓卖小春牛，往往花装栏坐，上列百戏人物，春幡雪柳，各相献遗。春日，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，入贺讫，戴归私第。 鞭春是官方仪式，卖小春牛是民间生意，两者在同一地点、同一时间发生：府前既是打春的场所，也是春牛玩具的市场。小春牛“花装栏坐，上列百戏人物”，已经不是农具，而是节令工艺品；春幡、雪柳则是妇女头饰，用于立春日的穿戴与馈赠。 值得注意“开封、祥符两县”并置：东京城由两县分治，仪式也由两县各自置春牛，说明城市行政的二分。底本只记“如方州仪”，不写具体祝辞与执事名单，读者只能从“府僚打春”四字想象场面。 立春条只有一百一十字，却把官、民、市三层都写到了：官府鞭春，百姓卖牛，百官戴幡胜。一个节令的三重参与者，各得一句。底本不铺陈，是因为立春的仪式太常见；但正因常见，这一百一十字才保留了东京人过立春的日常节奏。 “鞭春”的动作也值得细看：春牛是土牛，鞭打它不是虐牛，而是催耕的象征；开封府进牛入禁中，是把地方的劝农仪式先送到皇帝面前，再由两县在府前重演一遍。小春牛则把同一象征缩成玩具，花装栏坐、上列百戏人物，买回家即可陈列。同一头牛，在官府是礼器，在百姓手里是节物。幡胜用金银，是赏赐；春幡雪柳用彩帛，是馈遗。材料的贵贱，正好对应馈赠双方的身份。这正是底本记节令的常用笔法：仪式从简，物象从详。

元宵的灯山是怎样搭起来的？宣德楼前的百戏与“与民同乐”如何布置？

正月十五日元宵。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，开封府绞缚山棚，立木正对宣德楼，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。奇术异能、歌舞百戏鳞鳞相切，乐声嘈杂十余里；击丸蹴踘、踏索上竿。底本随即点名：赵野人倒吃冷淘，张九哥吞铁剑，李外宁药法傀儡，小健儿吐五色水、旋烧泥丸子，大特落灰药，榾柮儿杂剧，温大头、小曹稽琴，党千箫管，孙四烧炼药方，五十二作剧术，邹遇、田地广杂扮，苏十、孟宣筑球，尹常卖说《五代史》，刘百禽弄虫蚁，杨文秀鼓笛；还有猴呈百戏、鱼跳刀门、使唤蜂蝶、追呼蝼蚁。 灯山正对宣德楼，面北以彩结，山上画神仙故事；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，各有彩结金书大牌，中曰“都门道”，左右曰“左右禁卫之门”，上大牌曰“宣和与民同乐”。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、普贤，跨狮子白象，手指出水五道；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，木柜贮水，逐时放下如瀑布。左右门各以草把缚成戏龙，青幕遮笼，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，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。 从灯山到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，用棘围绕，谓之“棘盆”，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，绘彩结束，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，风动宛若飞仙；内设乐棚，衙前乐人作乐杂戏，左右军百戏在其中呈现。宣德楼上垂黄缘，帘中一位是御座，黄罗彩棚、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；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，约方圆丈余，内燃椽烛；楼下用枋木垒露台，彩结栏槛，禁卫锦袍列立；教坊钧容直、露台弟子更互杂剧，万姓在露台下观看，乐人时引万姓山呼。 这一段的核心不是灯，而是“与民同乐”的空间安排：皇帝在帘内，百官在朵楼，万姓在露台下，三层视线自上而下。灯山、瀑布、双龙、棘盆都是为这个视线服务的。

正月十六车驾登楼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三鼓灯灭后都人要去相国寺？

十六日车驾不出。早膳后登门，乐作，卷帘，御座临轩，宣万姓；先到门下者还能瞻见天表——小帽红袍，独卓子。片刻下帘，乐作，纵万姓游赏。两朵楼相对：左楼是郓王以次的彩棚幕次，右楼是蔡太师以次的执政戚里幕次；楼上有金凤飞下幕次，宣赐不辍；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，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。 西朵楼下是开封尹弹压幕次，罗列罪人，时复决遣以警愚民；楼上时传口敕，特令放罪。华灯宝炬、月色花光、霏雾融融。至三鼓，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升至半空，都人皆知车驾还内；须臾楼外击鞭，山楼上下灯烛数十万盏一时灭。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南去游相国寺。 相国寺大殿前设乐棚，诸军作乐；两廊诗牌灯写着“天碧银河欲下来，月华如水照楼台”与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；灯以木牌雕镂成字，纱绢幂于内，密燃其灯。资圣阁前安顿佛牙，设水灯，皆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；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、惠林、智海、宝梵竞陈灯烛，直至达旦。其余宫观寺院皆放万姓烧香，惟禁宫观寺院不设灯烛。 这一夜还有一条社会史线索：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，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，远近高低若飞星；坊巷口无乐棚处多设小影观棚子，以防游人小儿相失。禁军不能出门，就把灯挑到墙外；官府怕人走失，就设影观棚。灯节的热闹，是靠这些具体的变通维持的。 收灯也有期限：至二九日收灯，五夜不禁，尝有旨展日。宣和年间更从十二月就在酸枣门（一名景龙）上点照，南至宝箓宫，两边关扑买卖，晨晖门外设看位，周回五七十步，卖鹌鹑骨饳儿、圆子、半拍、白肠、水晶鲙、科头细粉、旋炒栗子、银杏、盐豉汤鸡、段金橘、橄榄、龙眼、荔枝。皇帝有时就在看位内，门司、御药、知省、太尉都在帘前，用三五人弟子祗应，糁盆照耀有同白日，直至上元，叫“预赏”。灯节因此不是五天，而是从腊月一路预热到正月。

清明节为什么在冬至后一百五日？东京人上坟之外还做些什么？

清明在冬至后一百五日。寒食前一日叫“炊熟”，用面造枣旟飞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叫“子推燕”；子女及笄者多在这天“上头”。寒食第三节就是清明，新坟都在此日拜扫。都城人出郊，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，宗室南班近亲分遣诸陵享祀。 节日里禁中出车马到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，金装绀幰、锦额珠帘、绣扇双遮、纱笼前导；士庶阗塞诸门，纸马铺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；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、互相劝酬；歌儿舞女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各携枣锢、炊饼、黄胖、掉刀、名花异果、山亭戏具、鸭卵鸡刍，谓之“门外土”；轿子用杨柳杂花装簇顶上，四垂遮映。 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，但一百五日最盛；节日坊市卖稠饧、麦糕、乳酪、乳饼。底本末尾写“缓入都门，斜阳御柳；醉归院落，明月梨花”，这是全书少见的抒情句；紧接着又写诸军禁卫各成队伍，跨马作乐四出，谓之“摔脚”，旗旄鲜明，军容雄壮。 清明条把祭扫与春游写在一起：纸马、新坟是哀，芳树杯盘、歌儿舞女是乐；哀与乐在同一天、同一片郊野里并行。底本不评判，只按出城、上坟、宴聚、醉归的顺序写下去，最后用“摔脚”的军容收尾，把私人祭扫接回都城的公共秩序。 三日节期的顺序也值得注意：先是炊熟做子推燕，再是及笄上头，第三日才是清明拜扫。底本把寒食与清明压在一起写，是因为东京人实际连着过；纸马铺当街叠楼阁，说明祭祀用品已经商品化；“门外土”把枣锢、炊饼、黄胖、掉刀、名花异果、山亭戏具、鸭卵鸡刍打成一套，等于一份现成的郊游食盒。祭祖与踏青共用一套行装，这是宋代清明最特别的地方。

端午有哪些节物？为什么说端午的市场从五月初一就开始了？

端午节的节物，底本列得很清楚：百索艾花、银样鼓儿花、花巧画扇、香糖果子、粽子、白团。紫苏、菖蒲、木瓜都茸切，以香药相和，用梅红匣子盛裹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，卖桃、柳、葵花、薄叶、佛道艾；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，与粽子、五色水团、蔡酒供养，又钉艾人于门上，士庶递相宴赏。 这段只有一百余字，却包含三种端午功能。其一是辟邪：艾花、艾人、菖蒲、桃柳、佛道艾，都是驱疫的植物。其二是馈赠：香糖果子、粽子、白团、五色水团，用梅红匣子装裹，是节礼。其三是装饰：银样鼓儿花、花巧画扇、百索，属于穿戴与把玩。 “自五月一日”这个起点值得注意：端午的生意不是从初五开始，而是从五月初一就开始卖桃柳葵花，初四再卖一轮，初五铺陈。节令消费有一个前置的市场期，底本用“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”一句把它写出来了。 与七夕的“梅红匣子”对读，会发现同一包装在夏季节令里反复出现：端午的香药、七夕的果食，都用梅红匣子。包装的统一，说明东京的节令商品已经由固定的铺席供应，而不是各家各户临时自制。 端午的植物还可以分成两组：艾、菖蒲、桃、柳、葵花、薄叶、佛道艾，多挂在门首或铺陈于门前，是空间上的辟邪；紫苏、菖蒲、木瓜茸切后与香药相和，装进匣子，是随身或入口的香药。前者向外，守住门；后者向内，进入身体。粽子、白团、五色水团则是把节令吃进肚子。三种方式叠在一起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端午；底本只列物名，读者自会拼出这套用法，而节令的意义也正在这些具体动作里。

七夕的“磨喝乐”是什么？还有哪些时物与乞巧活动？

七夕前，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、州西梁门外瓦子、北门外、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，都卖“磨喝乐”——小塑土偶，雕木彩装栏座，或用红纱碧笼，或饰金珠牙翠，有一对直数千者。禁中、贵家与士庶都买来“为时物追陪”。 除了磨喝乐，还有几种时物：以黄蝤铸凫雁、鸳鸯、龟鱼之类，彩画金缕，叫“水上浮”；以小板上傅土，旋种栗令生苗，置小茅屋花木，作田舍家小人物，叫“谷板”；以瓜雕刻成花样，叫“花瓜”；以油面糖蜜造笑靥儿，叫“果食花样”，奇巧百端，买一斤数内有一对介胄者如门神之像，叫“果食将军”；以菉豆、小豆、小麦浸磁器内生芽数寸，红蓝彩楼束之，叫“种生”。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。 七夕前三五日，车马盈市，罗绮满街；旋折未开荷花，都人善假做双头莲，提携而归；小儿买新荷叶执之，效颦磨喝乐；儿童新妆竞夸鲜丽。初六、初七晚，贵家多结彩楼于庭，叫“乞巧楼”，铺陈磨喝乐、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，或儿童裁诗、女郎呈巧，焚香列拜，叫“乞巧”；妇女望月穿针，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，次日看网圆正，叫“得巧”。 七夕的商品几乎都是“小”的：小土偶、小茅屋、小花瓜、小芽苗。底本写“皆村落之态”“奇巧百端”，说明东京的节令市场卖的不是实用，而是精巧与拟真。磨喝乐一对可直数千，贵家与士庶的消费差距，也在一对土偶上显出来。 乞巧有两种占验：妇女望月穿针，看的是手上的准头；以小蜘蛛安合子内，次日看网圆正，看的是虫网的自然形状。前者靠技艺，后者靠天意；一个可控，一个不可控。底本把两种都记下，说明七夕的“巧”既是手艺，也是运气。儿童裁诗、女郎呈巧，则是把乞巧变成一场家庭内部的才艺展示。

重阳怎样赏菊、登高、吃糕？为什么下旬就开始卖冥衣？

九月重阳，都下赏菊。底本记了五种：黄白色蕊若莲房的叫“万龄菊”，粉红色的叫“桃花菊”，白而檀心的叫“木香菊”，黄色而圆的叫“金铃菊”，纯白而大的叫“喜容菊”，“无处无之”。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。 都人多出郊登高，地点有仓王庙、四里桥、愁台、梁王城、砚台、毛驼冈、独乐冈等处宴聚。前一二日，各以粉面蒸糕遗送，上插煎彩小旗，掺饤果实，如石榴子、栗子黄、银杏、松子肉；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，叫“狮蛮”。 诸禅寺各有斋会，惟开宝寺、仁王寺有狮子会；诸僧皆坐狮子上，作法事讲说，游人最盛。下旬即卖冥衣、鞋、席帽、衣段，因为十月初一要烧献。重阳的菊与糕是生之节，下旬的冥衣是死之备，一条之内，生死相接。 重阳条只有二百六十字，却把花、酒、糕、寺、墓五件事串起来：赏菊是花，菊花洞户是酒，蒸糕是食，狮子会是寺，冥衣是墓。底本按时间从九月初写到下旬，节令的推移自然带出市场的换货。 蒸糕上的“狮蛮”与寺里的“狮子会”是同一意象的两种用法：糕上的狮子是粉做的装饰，寺里的狮子是僧人坐上去说法事的道具。一个是食物，一个是仪式，共用“狮”的威猛。登高地点也都在城外：仓王庙、四里桥、愁台、梁王城、砚台、毛驼冈、独乐冈，没有一处在内城。重阳的核心动作是“出”，出城、登高、宴聚，与清明出郊同一方向。下旬卖冥衣，则是把“出”转向另一个世界：十月初一烧献，给先人送寒衣。菊、糕、狮、墓，四件事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秋收之后，人怎样与生者和死者相处。

皇太子纳妃用的是什么车？底本为什么只写车、不写婚礼？

皇太子纳妃，底本只用四十五字：“卤部仪仗，宴乐仪卫。妃乘厌翟车，车上设紫色团盖，四柱维幕，四重大带，四马驾之。”没有过程，没有人物，只有一辆车。 厌翟车是后妃礼仪用车。紫色团盖、四柱维幕、四重大带、四马驾，四个细节都是等级标识：盖色紫，帷有四柱，带有四重，马用四匹。底本不解释“厌翟”之义，也不写车饰纹样，只把可数的部分记下来，读者只能从数目与颜色判断等级。 把这一条与《公主出降》对读，差别立刻出来：公主乘金铜檐子，覆以剪棕，朱红梁脊，高约五尺，深八尺、阔四尺，内容六人，四维垂绣额珠帘；皇太子妃则乘四马厌翟车。车与檐子、四马与人力，是两种不同的礼仪语言。 底本把皇太子纳妃放在卷四“军头司”之后、“公主出降”之前，三条连读，正好是皇室婚嫁的等级序列：皇太子妃、公主、皇后出乘舆。每条都只写交通工具与仪仗，不写婚礼本身；婚礼的细节，反倒留在卷五“娶妇”的民俗长文里。这种详略安排，是本书体例的一部分。 “卤部仪仗，宴乐仪卫”六个字，其实列了三件事：出行的仪仗、宴席的乐、随行的卫。底本不展开，是因为这三件事在皇室婚礼里都有定式，读者一看便知；他真正肯落笔的，是那辆四马厌翟车。卷四紧接的“皇后出乘舆”说，皇太后、皇后所乘叫“舆”，比檐子稍增广，花样皆龙，前后檐皆剪棕，仪仗与驾出相似而少，无驾头、警跸；士庶与贵家婚嫁也乘檐子，只是脊上铜凤花朵不同。车、舆、檐子三级并置，皇太子妃的厌翟车正好卡在中间。四十五字的分量，全在“四马”与“紫盖”这两个可数的标志上。

公主出降的“水路”是什么？她的檐子有多大多高？

公主出降，设仪伏、行幕、步障、水路。凡亲王公主出都有“水路”：街道司兵级数十人，各执扫具、镀金银水桶，前导洒之。用檐床数百，铺设房卧，并紫衫卷脚襆头，天武官擡舁。又有宫嫔数十，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，红罗销金袍帔，乘马双控双搭青盖前导，谓之“短镫”。 公主乘金铜檐子，覆以剪棕，朱红梁脊，上列渗金铜铸去凤花朵檐子，约高五尺许，深八尺，阔四尺许，内容六人，四维垂绣额珠帘，白藤间花；匡箱之外两壁出栏槛，皆缕金花，装雕木人物神仙。出队两竿十二人，竿前后皆设绿丝绛金鱼勾子勾定。 这段描写的重心是“遮”与“洒”：掌扇遮族、珠帘四垂、步障行幕，都是为了不让路人直视；水路洒尘，则是为了让车轮不扬土。前者是身份的遮蔽，后者是街道的清洁，两种功能在同一支队伍里完成。 底本没有写驸马是谁，也没有写婚期，只写队伍与器物。这种写法与“皇太子纳妃”一致：皇室婚礼不写人情，只写仪制。真正的民间婚礼，要到卷五“娶妇”才展开。 规模也值得算一算：檐床数百，每床由天武官擡舁；宫嫔数十，皆乘马前导；出队两竿十二人，只是檐子前后的勾队。再加上街道司数十名洒水兵级，这支队伍动用了数百名人力，却只为送一位公主出降。底本不写嫁妆、不写宴席，只写路上的行列，因为对都城而言，婚礼最先被看见的部分就是这支队伍。檐子高五尺、深八尺、阔四尺，容六人，尺寸写得很具体，读者几乎可以量出来；数字写足了，排场也就不必再加形容，这正是本书写仪仗最见分寸的地方。

东京人娶妇要经过哪些程序？“起檐子”“撒谷豆”“交杯酒”各是什么？

娶妇从草贴子开始：两家允许，再起细贴子，序三代名讳，议亲人有无服亲、田产、官职。然后檐许口酒，以络盛酒瓶，装大花八朵、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杖，又以花红缴詹上，叫“缴檐红”，送到女家；女家回淡水二瓶、活鱼三五个、箸一双，放在原酒瓶内，叫“回鱼箸”。 接着是小定、大定，或相媳妇。相中即以钗子插冠中，叫“插钗子”；不中意就留一两端彩段压惊，亲事作罢。媒人分几等：上等戴盖头、着紫背子，说官亲宫院恩泽；中等戴冠子、黄包髻背子，或只系裙、手把青凉伞，皆两人同行。下定后，旦望由媒人传语；遇节序送节物头面羊酒；再下财礼、报成结日子、过大礼。 迎娶日，男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到女家，女家管待迎客、与彩段，作乐催妆上车檐；从人不肯起，炒咬利市，叫“起檐子”，给了才走。迎客先回男家，从人及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，叫“杜门”。新妇下车，阴阳人执斗盛谷豆钱果草节咒祝，望门而撒，小儿争拾，叫“撒谷豆”；新人踏青布条或毡席，不得踏地，一人捧镜倒行，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，入门悬帐，叫“从虚帐”，或径入房中坐床，叫“坐富贵”。 其后是高坐、牵巾、撒帐、合髻、交杯酒：婿于中堂升榻，先媒氏请，次姨氏或妗氏请，各斟一杯，次丈母请，方下坐；二家各出彩段绾同心，叫“牵巾”，男挂于笏，妇搭于手，男倒行出，至家庙参拜；就床女左男右坐，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，叫“撒帐”；各留少头发，出匹段钗子木梳头须，叫“合髻”；两盏以彩结连之，互饮，叫“交杯酒”，饮讫掷盏，一仰一合为“大吉”。次日新妇拜堂，拜尊长亲戚，献彩段巧作鞋枕，叫“赏贺”，尊长回一匹叫“答贺”；婿往妇家叫“拜门”，三日送油蜜蒸饼叫“蜜和油蒸饼”，作会叫“暖女”，七日取女归叫“洗头”，一月大会叫“满月”。

“分痛”“催生”“洗儿会”“试晬”分别指什么？

孕妇入月，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丽或彩画盆，盛粟秆一束，上以锦绣或生色帕覆盖，插花朵及通草，帖罗五男二女花样，用盘合装，送馒头，叫“分痛”；并作眠羊、卧鹿羊、生果实，取眠卧之义；并牙儿衣物绷籍等，叫“催生”。 分娩后，人争送粟炭醋之类。三日落脐灸囟，七日叫“一腊”。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，富贵家以金银犀玉为之，并果子，大展洗儿会。亲宾盛集，煎香汤于盆中，下果子彩钱葱蒜等，用数丈彩绕之，叫“围盆”；以钗子搅水，叫“搅盆”；观者各撒钱于水中，叫“添盆”；盆中枣子直立者，妇人争取食之，以为生男之征。浴儿毕，落胎发，遍谢坐客，抱牙儿入他人房，叫“移窠”。 生子百日置会，叫“百晬”；来岁生日叫“周晬”，罗列盘盏于地，盛果木、饮食、官诰、笔研、笄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，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，叫“试晬”。底本说“此小儿之盛礼也”。 育子条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一整套围绕婴儿的仪式经济：送馒头、送眠羊、送衣物、送粟炭醋、撒钱、争枣、试晬，每一环节都有实物与馈赠。底本不写医药，只写礼俗；不写产妇，只写亲友的动作。读者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如何被家族与邻里共同接住。 时间轴也很清楚：入月初一送分痛，分娩后送粟炭醋，三日落脐灸囟，七日一腊，满月洗儿，百日百晬，来岁周晬。七道节点，前四道关乎生死，后三道关乎成长；越往后，仪式越从保命转向预测。添盆时争食直立的枣子，以为生男之征；试晬时看婴儿先抓什么，以为一生之兆。前者猜性别，后者猜性情，都是把不可知交给物象。底本只记动作与说法，不判灵验，这正是民俗记录的分寸。

天宁节上寿的九盏御酒，各盏演什么、下什么酒菜？

上寿在集英殿。乐未作，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，内外肃然，止闻半空和鸣，若鸾凤翔集。百官谢坐后，宰执、禁从、亲王、宗室、观察使以上，并大辽、高丽、夏国使副坐殿上；诸卿少百官、诸国中节使人坐两廊；军校以下排在山楼之后。教坊色长二人在殿上栏杆边看盏斟御酒，看盏者举袖唱引“绥御酒”，声绝，拂双袖于栏干而止。 九盏酒各有节目。第一盏歌板色唱中腔，笙与箫笛和，众乐齐举；宰臣酒乐部起倾杯，百官酒三台舞旋，多是雷中庆。第二盏歌板色唱如前，宰臣酒慢曲子，百官酒三台舞。第三盏左右军百戏入场，上竿、跳索、倒立、折腰、弄盏注、踢瓶、筋斗、擎戴之类；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、咸豉、爆肉、双下驼峰角子。第四盏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，诸杂剧色打和，勾合大曲舞；下酒炙子骨头、索粉、白肉胡饼。 第五盏独弹琵琶、独打方响，参军色勾小儿队舞。小儿二百余人，年十二三，列四行，小隐士帽、绯绿紫青生色花衫，各执花枝；队名牌上有一联“九韶翔彩凤，八佾舞青鸾”。杂剧色鳖膨刘乔、侯伯朝、孟景初、王颜喜而下皆使副；因有使人预宴，不敢深作谐谑，只用郡队装似像，市语叫“拽串”。第六盏左右军筑球，球门高三丈许，左军球头苏述、右军球头孟宣，胜者赐银碗锦彩，不胜者球头吃鞭。 第七盏勾女童队，四百余人，杖子头陈奴哥、俎姐哥、李伴奴、双奴；舞《采莲》则殿前皆列莲花；下酒排炊羊胡饼、炙金肠。第八盏唱踏歌，下酒假沙鱼、独下馒头、肚羹。第九盏左右军相扑，下酒水饭、簇饤下饭。御筵酒盏皆屈卮，如菜碗样而有手把子；殿上纯金，廊下纯银；食器为金银丽漆碗碟。宴退，臣僚皆簪花归私第；女童队出右掖门，少年豪俊争以宝具供送，饮食酒果迎接。

冬至郊礼从宿大庆殿到登坛行礼，要经过哪些环节？

冬至前三日，车驾宿大庆殿。殿庭广阔，可容数万人，法驾仪仗排列不能周遍；两楼对峙，叫“钟鼓楼”，上有太史局生测验刻漏，每时刻作鸡唱鸣鼓一下，一服绿者执牙牌奏“某时几棒鼓”。百官服法服，冠梁按品级：宰执亲王加貂蝉笼巾九梁，从官七梁，余六梁至二梁有差；台谏增麋角。是夜禁卫全装铁骑数万围绕大内，又有“喝探”兵士十余人一队，聚首而立，一喝“是与不是”，众应“是”，又问“是甚人”，众应“殿前都指挥使高俅”，更互喝叫不停；宣德门外设警场，叫“武严兵士”，日晡与三更各奏严。 次日五更，摄大宗伯执牌奏中严外办，铁骑前导。象七头，各以文锦被其手，金莲花座安其背，锦衣人跨其颈；次第高旗大扇、画戟长矛、五色介胄，千乘万骑出宣德门，由景灵宫、太庙。驾乘玉辂，顶通天冠，服绛袍，执元圭；玉辂顶皆缕金大莲叶攒簇，四柱栏槛缕玉盘花龙凤，驾以四马。是夜宿太庙，三更行事，奉神主出室，逐室行礼毕，甲马仪仗车辂出南薰门。 青城斋宫旧来只以青布幕为之，画砌甃之文，旋结城阙殿宇，宣、政间才悉用土木盖造。三更驾诣郊坛，坛有三重壝墙；入外壝东门，至第二壝里面南设“大次”换祭服，平天冠二十四旒、青衮龙服、中单朱鸟、纯玉佩；坛下又有“小次”设御座。坛高三层，七十二级，坛面方圆大丈许，四踏道：正南午阶、东卯阶、西酉阶、北子阶。坛上设二黄褥，北面南为“昊天上帝”，东南面为“太祖皇帝”；登歌道士十余人，列钟磬二架。 礼直官奏请驾登坛，先正北一位拜、跪酒，殿中监东向进爵盏，再拜；复诣正东一位。亚献、终献如上仪，当时燕越王为亚终献。第二次登坛，中书舍人读册；第三次登坛，进玉爵盏，皇帝饮福。礼毕，坛上礼料币帛玉册由酉阶而下，南壝门外百余步有燎炉，高丈许，诸物上台，一人点唱入炉焚之。坛三层回踏道之间有十二龛，祭十二宫神；内壝外祭百星。宫架乐罢，鼓吹未作，内外数十万众肃然，惟闻轻风环佩之声。

除夕大傩由哪些人装扮？“埋崇”与“守岁”各是什么？

至除日，禁中呈大傩仪，并用皇城亲事官。诸班直戴假画、绣画色衣，执金枪龙旗。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，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；用镇殿将军二人，亦介胄，装门神；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，装判官；又装钟馗、小妹、土地、灶神之类，共千余人，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，谓之“埋祟”而罢。 这段只有二百余字，却是一份完整的傩队名单：将军、门神、判官、钟馗、小妹、土地、灶神，角色覆盖武神、家神与冥判。扮将军的孟景初是教坊使，扮判官的南河炭是教坊艺人，说明禁中傩仪由教坊承担，不是临时抓人。孟景初“身品魁伟”、南河炭“丑恶魁肥”，底本连演员的体貌都记了，因为傩仪要的是外形带来的威慑感。 “埋祟”是把驱出的邪祟送到城外埋掉，路线从禁中到南薰门外转龙弯，等于让傩队走完宫城到外城的一段路。这条路线与郊礼出南薰门的方向一致：一个送祟，一个祭天，南薰门是都城向南的礼仪出口。 是夜禁中爆竹山呼，声闻于外；士庶之家围炉团坐，达旦不寐，叫“守岁”。宫里驱傩，民间守岁，一驱一守，过年的最后一夜就这样分成两半。底本末尾还加了一句自谦：大礼与禁中节次“但尝见习按，又不知果为如何，不无脱略，或改而正之，则幸甚”——提醒读者，他写的是所见所闻，不是完备的仪注。 傩队的角色也有层次：将军、门神是武神，钟馗是捉鬼的冥官，小妹是钟馗的从属，土地、灶神是家宅之神。禁中驱祟，却把家宅神也请进队伍，说明“祟”被理解为可以穿堂入室的东西；从禁中一路送到南薰门外，等于把整座宫城清扫一遍。孟景初是教坊使，南河炭是教坊艺人，两人都因体貌被选中；傩仪要的不是演技，而是身形带来的压迫感。底本连这一点都记下，可见他看的是“谁在扮”，不只是“扮什么”。

京瓦伎艺由谁主持？底本记了多少类艺人、各举了哪些名字？

底本说“崇、观以来，在京瓦肆伎艺，张廷叟、孟子书主张”。一句“主张”，说明瓦肆有固定的话事人，不是散摊。接着按门类列艺人：小唱李师师、徐婆惜、封宜奴、孙三四；嘌唱弟子张七七、王京奴、左小四、安娘、毛团；教坊减罢并温习的张翠盖、张成弟子薛子大、薛子小、俏枝儿、杨总惜、周寿奴、称心；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，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，差晚看不及；悬丝傀儡张金线；药发傀儡李外宁。 往下是百戏与说唱：张臻妙、温奴哥、真个强、没勃脐、小掉刀，筋骨、上索、杂手伎；浑身眼、李宗正、张哥，球杖踢弄；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高恕、李孝详，讲史；李慥、杨中立、张十一、徐明、赵世亨、贾九，小说；王颜喜、盖中宝、刘名广，散乐；张真奴，舞旋；杨望京，小儿相扑、杂剧、掉刀、蛮牌；董十五、赵七、曹保义、朱婆儿、没困驼、风僧哥、俎六姐，影戏；丁仪、瘦吉，弄乔影戏；刘百禽，弄虫蚁；孔三传、耍秀才，诸宫调；毛详、霍伯丑，商谜；吴八儿，合生；张山人，说诨话；刘乔、河北子、帛遂、吴牛儿、达眼五、重明乔、骆驼儿、李敦，杂班；外入孙三神鬼；霍四究，说《三分》；尹常卖，《五代史》；文八娘，叫果子。底本说“其余不可胜数”。 这段名录的编排有层次：先分门类，再列人名，人名多者一门十余人，少者一人。门类之间没有高下，只有技艺的不同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教坊减罢并温习”一句：教坊裁减下来的弟子，转到瓦肆温习作场，说明宫廷与市井的艺人不是两个封闭系统。 瓦肆的营业制度也记在末尾：“不以风雨寒暑，诸棚看人，日日如是”；教坊、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，也许人观看；每遇内宴前一月，教坊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、作乐杂剧节次。瓦肆天天演，教坊十日一休时也开放，内宴前还要集中排练——东京的演艺市场，背后有一套宫廷与市井共享的档期。

东京的“说话”分哪些家数？各家的代表人物是谁？

底本把说话艺人按家数分开列：讲史有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高恕、李孝详；小说有李慥、杨中立、张十一、徐明、赵世亨、贾九；说《三分》有霍四究；说《五代史》有尹常卖；说诨话有张山人；商谜有毛详、霍伯丑；合生有吴八儿；诸宫调有孔三传、耍秀才。家数之间不混列，说明当时人对说话的门类有清楚的划分。 这些门类大致可分三组。讲史、说三分、说五代史是长篇历史；小说是短篇故事；说诨话、商谜、合生、诸宫调是谐谑、猜谜、唱说。底本只列门类与人名，不记节目内容，读者只能从“三分”“五代史”这样的书名知道题材，其余只能推想。 艺人来源也值得注意。张翠盖、薛子大、薛子小、杨总惜等是“教坊减罢并温习”的弟子，后来在瓦肆作场；尹常卖既在瓦肆说《五代史》，又在元宵灯下说《五代史》。同一个人跨两个场子，说明瓦肆与节庆市场共用一批艺人。 本书没有记录任何一段说话的文本，也没有记票价与场次。这是都城志的边界：它记“谁在说、说哪一门”，不记“说了什么”。因此本书能复原说话的门类与艺人谱，不能复原具体故事；说话文本层在本书里是空白，只能存目。 从门类名还能看出当时的分法不是现代的分类学：三分、五代史是题材，讲史、小说是体裁，说诨话、商谜是现场互动，合生、诸宫调是唱说。题材、体裁、表演方式混在一张名单里，说明瓦肆用的是实际叫法，不是书面的分类。读者若拿后世的“说话四家”去套，会发现对不齐；不如就按底本的名字，把它们当作八个并列的棚，各自卖各自的座。

杖头傀儡、悬丝傀儡、药发傀儡、水傀儡各是什么？影戏有哪些名家？

底本在瓦肆条里列了三种傀儡：杖头傀儡任小三，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，差晚看不及；悬丝傀儡张金线；药发傀儡李外宁。三种名字，正好对应三种驱动方式：杖头用手举，悬丝用线提，药发用烟火或机关。底本不解释制法，只记艺人名与场次，读者从名字里就能看出区别。 水傀儡见卷七临水殿。小船结小彩楼，下有三小门，如傀儡棚，正对水中；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，乐作，彩棚中门开，出小木偶人；小船上白衣垂钓，后有小童举棹划船，绕数回，作语，乐作，钓出活小鱼一枚；又作乐，小船入棚；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，各念致语、唱和。水傀儡把舞台放在水上，用真鱼配合木偶，是本书所记最精巧的傀儡形式。 影戏名家有董十五、赵七、曹保义、朱婆儿、没困驼、风僧哥、俎六姐；弄乔影戏的有丁仪、瘦吉。底本把“影戏”与“乔影戏”分列，说明当时影戏已有正、乔两路；“乔”字在本书他处多与滑稽、戏弄相连，这里只照录门类，不替它定名。 把这些名字合起来看，傀儡与影戏在东京不是边角小技：任小三的五更场要与早市抢时间，李外宁既在瓦肆，又在元宵与池上，张金线的悬丝傀儡被单列一门。底本把这些名字散在卷五、卷六、卷七，读者要把它们拼起来，才看得见一个艺人的全年档期。 底本记任小三“差晚看不及”，是全书少见的营业时间提示：五更头回，晚了就看不到。这一句把瓦肆的早晨写活了。李外宁的药发傀儡既在瓦肆，又在元宵、池上，说明傀儡可以适应室内棚、露天灯山、水上船台三种场地；同一套技艺，换一个台口就换一种效果。

宝津楼下的诸军百戏，一场之内怎样从“扑旗子”演到“七圣刀”？

宝津楼下的百戏以声音开场：先列鼓子十数辈，一人摇双鼓子，近前进致语，多唱“青春三月蓦山溪”；唱讫，鼓笛并举，一红巾者弄大旗，次狮豹入场，坐作进退；再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，跳跃旋风而舞，叫“扑旗子”；接着上竿、打筋斗。开场是鼓、旗、狮豹，先把场子撑开。 中段是军阵与对打：花妆轻健军士百余，前列旗帜，各执雉尾蛮牌、木刀，成行列，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，列成偃月阵；乐部动蛮牌令，两人出阵对舞，如击刺之状，一人奋击、一人僵仆，共五七对，或以枪对牌、剑对牌。这不是单纯的武技，而是带阵法的舞蹈。 后段靠爆仗换场。一声霹雳，蛮牌者退，烟火大起，假面披发、口吐狼牙烟火者上场，叫“抱锣”；又一声爆仗，乐部动《拜新月慢》，面涂青碌、戴金睛面具者叫“硬鬼”；再一声，假面长髯、绿袍如钟馗者叫“舞判”；继有二三瘦瘠、粉涂身、金眼白面如髑髅者，作魁谐趋跄，叫“哑杂剧”；再一声，烟火中七人披发文身、执真刀格斗，作破面剖心之势，叫“七圣刀”；再一声，青幕围绕数十辈假面异服如祠庙神鬼塑像，叫“歇帐”；再一声，卷退。 收场是抹跄与村戏：击小铜锣引百余人，黄白粉涂面，叫“抹跄”，各执木棹刀，变阵、两两格斗，一人弃刀掷身、背着地有声，叫“板落”；然后一装田舍儿、一装村妇，各持棒杖互相击触，村夫以杖背村妇出场。最后乐作，诸军缴队杂剧一段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。整场百戏用爆仗分段，用烟火造神鬼，用杂剧收尾，已经是一台有完整节奏的演出；爆仗在其中既是音响，也是场次的分隔符，没有它，十几种技艺会糊成一片。

宝津楼下的马术有哪些名目？“小打”“大打”又是什么？

马术在百戏之后出场，由诸班直常入祗候子弟呈演。先一人空手出马，叫“引马”；一人磨旗出马，叫“开道旗”；马上抱红绣球，击以红锦索，掷下于地，数骑追逐射之，左叫“仰手射”，右叫“合手射”，叫“拖绣球”；又以柳枝插地，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，叫“蜡柳枝”；十余小旗遍装轮上而背之出马，叫“旋风旗”。 单人动作的名目更密：执旗挺立鞍上叫“立马”；以身下马、手攀鞍而复上叫“骗马”；手握镫裤、身从后秋来往叫“跳马”；身离鞍、屈右脚挂马鬃、左脚在镫、左手把鬃叫“献鞍”，又叫“弃鬃背坐”；两手握镫裤、肩着鞍桥、双脚直上叫“倒立”；掷脚着地、倒拖顺马而走、复跳上马叫“拖马”；留左脚着镫、右脚击镫、离鞍横身、右手捉鞍、左手把鬃、直一脚顺马而走叫“飞仙膊马”；存身拳曲在鞍一边叫“镫里藏身”；右臂挟鞍、足着地顺马而走叫“赶马”；出一蹬、坠身着秋、以手绰地叫“绰尘”；放马先走、以身追及、握马尾而上叫“豹子马”。 这些名目之后，是黄院子执小绣龙旗前导，宫监马骑百余叫“妙法院”；女童皆妙龄翘楚，结束如男子，短顶头巾、杂色锦绣撚金丝番段窄袍、红绿吊敦束带、玉羁金勒，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，马上呈骁艺；中贵人许畋押队，鼓声一齐，掷身下马，执弓箭、揽缰子，就地如男子仪，拜舞山呼，复听鼓声骗马而上。底本说“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，便随男子礼起居”。 最后是打球：殿前设彩结小球门，花装男子百余，半红半青锦袄，各跨雕鞍花鞔驴子，分两队，各执彩画球杖，叫“小打”；一朋头击弄球子，两朋争占，左朋击过门入孟为胜，右朋向前争占，得筹谢恩而退。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，亦如小打，但加珠翠装饰、玉带红靴，各跨小马，叫“大打”。

金明池争标的水戏怎样开场？龙船、虎头船、飞鱼船各是什么样子？

争标之前先是一场水戏。驾幸临水殿赐宴群臣，殿前出水棚，排立仪卫；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，上有诸军百戏，如大旗、狮豹、棹刀、蛮牌、神鬼、杂剧；又列两船乐部；一小船结小彩楼，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，演水傀儡；又有两画船立秋千，船尾戏人上竿，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；一人上蹴秋千，将平架时筋斗掷身入水，叫“水秋千”。水戏呈毕，百戏乐船鸣锣鼓、动乐舞旗，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。 船队各有分工：小龙船二十只，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，设旗鼓铜锣，船头一军校舞旗招引，是虎翼指挥乐级；虎头船十只，一锦衣人执小旗立船头，余皆青短衣、长顶头巾，齐舞棹，是百姓卸在行人；飞鱼船二只，彩画间金，最为精巧，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，间列杂色小旗绯伞，鸣小锣鼓铙铎；鳅鱼船二只，止容一人撑划，独木为之。 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、阔三四丈，头尾鳞鬛皆雕镂金饰，两边列十濩子，设御座龙水屏风；船底密排大银样压重，防其欹侧；上有层楼台观，槛曲安设御座；龙头上人舞旗，左右水棚排列六桨，宛若飞腾。诸小船先牵拽大龙船出水殿，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迎导于前，虎头船以绳索引龙舟。 争标的号令全靠旗：水殿前至仙桥，预以红旗插水中标识远近；小龙船列殿前东西相向，虎头、飞鱼布在其后如两阵；红旗招，龙船鸣锣鼓出阵，划棹旋转为圆阵叫“旋罗”；再招，分二圆阵叫“海眼”；再招，两队交互叫“交头”；再招，诸船列五殿东面对水殿；小舟军校执标竿挂锦彩银碗插近殿水中；旗招，两行舟鸣鼓并进，捷者得标，山呼拜舞，虎头船等各三次争标而止。

池苑里的“关扑”是什么？为什么车马、地宅、歌姬、舞女都能拿来扑？

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，多以彩幕缴络，铺设珍玉、奇玩、匹帛、动使、茶酒器物关扑；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；以至车马、地宅、歌姬、舞女，皆约以价而扑之。出九和合有名的，任大头、快活三之类。底本不解释规则，只记标的与赔率。 关扑不是单纯的游戏，而是带赌性的买卖：先押一笏，赢了可得三十笏的货，输了本钱归摊主。标的小到茶酒器物，大到车马地宅，甚至可以折价赌歌姬舞女。底本用“皆约以价而扑之”一句，把人和物并置在同一条价格线上；他不评判，只记录这个事实。 池上还有随驾艺人：宣、政间张艺多、浑身眼、宋寿香、尹士安小乐器，李外宁水傀儡，其余不可胜数。池上饮食有水饭、凉水菉豆、螺蛳肉、饶梅花酒、查片、杏片、梅子、香药脆梅、旋切鱼脍、青鱼、盐鸭卵、杂和辣菜之类。水教罢，贵家以双缆黑漆平船、紫帷帐，设家乐游池；宣、政间也有假赁大小船子，许士庶游赏，价钱有差。 关扑与假赁是同一空间的两种生意：一边赌运气，一边租船；一边是珍玉地宅，一边是几十文的船价。底本把两者并置，池苑的公共性就出来了——皇帝赐宴的临水殿外，普通士庶也能赁船游池，只是船有大小、价有高低。 关扑的盛行也解释了本书为什么把“扑”字用得那么多：正月一日年节，开封府放关扑三日；池苑内又纵人关扑游戏。同一个词反复出现，说明它不是偶发的赌博，而是东京公共娱乐的常规项目。底本不写官府禁与不禁，只写“放”与“纵”，态度已在其中；至于谁输谁赢，他一句不记，只记赌局，不记赌果。

杂剧在东京有哪些演出场合？为什么上寿时的杂剧“不敢深作谐谑”？

杂剧在东京至少有四种场合。瓦肆里，任小三“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，差晚看不及”，是天天的日常场；元宵夜，榾柮儿在宣德楼前作杂剧，是节庆场；宝津楼下，诸军百戏收尾有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”，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，是阅兵场；天宁节上寿，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、侯伯朝、孟景初、王颜喜而下皆使副，是宴礼场。 四种场合的观众不同，尺度也不同。瓦肆卖的是热闹，五更就开；元宵卖的是与民同乐，演给楼下的万姓看；宝津楼是诸军呈艺，杂剧夹在百戏与马术之间；上寿是宴请外国使节的正式场合，杂剧要收着演。底本在第五盏下写得很明白：“内殿杂戏，为有使人预宴，不敢深作谐谑，惟用郡队装有似像，市语谓之‘拽串’。” “拽串”是本书留下的一个市语：不深作谐谑，只用郡队装扮得“有似像”，也就是把滑稽压成模仿。这一句比任何戏剧史的定义都直接：杂剧的谐谑程度，取决于座上有无外使。同一门技艺，在瓦肆可以放开，在集英殿必须收敛。 本书没有系统列杂剧角色，也没有记剧本。它能复原的是“谁在演、在哪演、演给谁看”，不能复原“怎么演”。角色名如末泥、引戏、副净、副末、装孤，在本书里找不到完整定义；因此杂剧层只能到艺人、场合与尺度，剧本层是空白。 四种场合也对应四种收入方式：瓦肆靠棚钱与看客，元宵靠官府与摊贩，宝津楼靠赐宴与赏赐，上寿靠教坊俸禄与宴赏。底本不记钱，只记场合；但场合本身就决定了艺人吃什么饭。杂剧在东京不是一种职业，而是几种职业共用的技艺，场合一变，演法就得跟着变。

州桥夜市从哪儿到哪儿？夏月和冬月各卖些什么？

州桥夜市的范围，底本写得很清楚：“出朱雀门，直至龙津桥。”从州桥往南，当街卖水饭、爊肉、干脯；王楼前卖獾儿、野狐、肉脯、鸡；梅家、鹿家卖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、鸡皮、腰肾、鸡碎，每个不过十五文；再至朱雀门，有旋煎羊、白肠、鲊脯、黎冻鱼头、姜豉类子、抹脏、红丝、批切羊头、辣脚子、姜辣萝卜。 夜市有两套时令菜单。夏月卖麻腐鸡皮、麻饮细粉、素签纱糖、冰雪冷元子、水晶皂儿、生淹水木瓜、药木瓜、鸡头穰沙糖、绿豆、甘草冰雪凉水、荔枝膏、广芥瓜儿、咸菜、杏片、梅子姜、莴苣笋、芥辣瓜旋儿、细料馉饳儿、香糖果子、间道糖荔枝、越梅、离刀紫苏膏、金丝党梅、香枨元，皆用梅红匣儿盛贮；冬月则卖盘兔、旋炙猪皮肉、野鸭肉、滴酥水晶鲙、煎夹子、猪脏之类，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，谓之“杂嚼”，直至三更。 这段单子有三层信息。其一，夜市的主食是肉与下水，鸡皮、腰肾、鸡碎、肚肺、猪脏都入馔，价格低到“每个不过十五文”，服务的是都城的夜行者。其二，夏月以冰雪、凉水、木瓜、荔枝膏为主，说明东京已有成熟的藏冰与甜品生意。其三，梅红匣儿是统一包装，果子与糖食可以带走，夜市不只是摊吃，也有外带。 底本没有写州桥夜市的摊主姓名，也没有记具体巷口，只以一个“直至三更”收束。本书因此只把可指认的食物名收入名物层，不替摊子编字号。 把州桥夜市与卷三马行街夜市对读，会发现两者的品类不同：州桥多水产、家禽与甜品，马行街多北食、下酒与夜市小菜。州桥在御街南端，靠近朱雀门与蔡河，水产来得方便；马行街在城北，靠近军营与货行，下酒菜更重。底本没有解释货源，只列货名，读者可以从地名与品类的关系里自己推出答案。

东角楼一带为什么被称为“铺席要闹”？桑家瓦子有多大？

东角楼是皇城东南角。从这里往东，一条街接一条街，底本按走向逐段记。十字街南去是姜行；高头街北去，从纱行至东华门街、晨晖门、宝箓宫，直至旧酸枣门，“最是铺席要闹”，宣和间还展了夹城牙道。东去是潘楼街，街南有“鹰店”，只接待贩鹰鹘的客商，其余都是真珠、匹帛、香药铺席。 潘楼街南通一条巷子，叫“界身”，全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。底本用了很重的形容：“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。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。”这不是普通的零售巷，而是大额批发的金融性街区。街北是潘楼酒店，其下每天五更市合，买卖衣物、书画、珍玩、犀玉；平明卖羊头、肚肺、赤白腰子、鹑兔、鸠鸽、野味、螃蟹、蛤蜊；饭后饮食上市；向晚卖何娄、头面、冠梳、领抹、珍玩、动使。一条街在一天里换四次货。 再东去是徐家瓠羹店，街南是桑家瓦子，近北为中瓦，次为里瓦，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。中瓦有莲花棚、牡丹棚；里瓦的夜叉棚、象棚最大，“可容数千人”。丁先现、王团子、张七圣辈曾在此作场。瓦中还有货药、卖卦、喝故衣、探搏、饮食、剃剪、纸画、令曲之类，“终日居此，不觉抵暮”。 东角楼一线把三种空间叠在一起：界身的大宗交易、潘楼的分时市、桑家瓦子的娱乐。底本没有把它们分门别类，而是按脚步所至一路写去，这正是都城志的写法——城市不是功能分区，而是连续的路程。 “界身”还提示了另一件事：北宋东京的大宗交易已经有固定的街区，金银彩帛动辄千万，说明这里不只是零售，还有批发与金融。底本把“界身”夹在潘楼街与桑家瓦子之间，一条巷子接着一条巷子，读者几乎能跟着他的脚步走完整个东南城区。

“鬼市子”是怎样一种市场？潘楼东街巷一带还混着哪些去处？

潘楼往东是十离街，又叫土市子、竹竿市。再东到十字大街，叫从行裹角，那里茶坊每五更点灯，博易买卖衣服、图画、花环、领抹之类，至晓即散，谓之“鬼市子”。鬼市子的时间很特别：五更开，天亮散，做的是不愿白日张扬的旧货与字画生意。 从土市子往北是马行街，人烟浩闹。先到十字街，叫鹩儿市，向东为东鸡儿巷，向西为西鸡儿巷，皆妓馆所居；近北街为杨楼街，东为庄楼（后改和乐楼），楼下是卖马市；近北为任店（后改欣乐楼），对门是马铛家羹店。往东出旧曹门，有朱家桥瓦子；下桥南斜街、北斜街，内有泰山庙，两街有妓馆，桥头人烟市井“不下州南”。 这一带的功能极杂：土市子是日用旧货，鬼市子是凌晨的字画衣物，鸡儿巷是妓馆，杨楼街是马市，任店是酒楼，朱家桥是瓦子，北山子茶坊则有仙洞、仙桥，仕女往往夜游吃茶。底本还记了单将军庙，说是单雄信墓，上有枣树，世传是枣槊发芽长成，所以又叫刺家子巷。一条巷子可以同时有庙、墓、茶坊、妓馆与瓦子。 从土市子南去，还有铁屑楼酒店、皇建院街、得胜桥郑家油饼店（动二十余炉），直南抵太庙街、高阳正店，夜市尤盛。底本用“夜市尤盛”四个字把这条线与州桥夜市并置，说明东京的夜生活不止一处中心。 鬼市子与州桥夜市正好构成一天的两端：州桥夜市到三更，鬼市子五更开，中间只隔一个更次。东京的夜间经济不是一段，而是两段：前半夜吃喝，后半夜买卖旧货字画。底本把这两处分开记，读者要把它们拼起来，才看得见完整的夜；而这条巷子的热闹从五更延续到三更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安静的时辰。

京师的酒楼分几等？丰乐楼与任店各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京师的酒店，门首都用彩帛缚成“欢门”。任店入门是一条主廊，约百余步，南北天井两廊都是小濩子；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聚在主廊槏面上，等酒客呼唤，“望之宛若神仙”。这是全书对酒楼最铺张的一段描写。 往北到杨楼，穿过马行街，东西两巷叫大小货行，都是工作伎巧所居。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，大货行通牒纸店白矾楼。白矾楼后改丰乐楼，宣和间更修成三层相高，五楼相向，各有飞桥栏槛，明暗相通，珠帘绣额，灯烛晃耀。初开数日，先到者赏金旗；到元夜，每一瓦陇中置莲灯一盏。内西楼后来禁止登眺，因为第一层能俯视禁中。 底本给了酒楼的等级：在京正店七十二户，“此外不能遍数”，其余皆谓之“脚店”。正店能酿酒、能批发，脚店从正店取酒；卖贵细下酒、迎接中贵饮食的，第一是白厨，以下有州西安州巷张秀、保康门李庆家、东鸡儿巷郭厨、郑皇后宅后宋厨、曹门砖筒李家、寺东骰子李家、黄胖家。九桥门街市酒店，彩楼相对，绣旆相招，“掩翳天日”。 酒楼不只是吃饭的地方。丰乐楼的飞桥把五座楼连成一体，任店的妓女是酒楼服务的一部分，内西楼的禁令又说明酒楼的高度已经接近宫城。底本把这些都写在“酒楼”一条里，读者可以看见消费空间与皇权空间的相互试探。 酒楼条的最后一句是“九桥门街市酒店，彩楼相对，绣旆相招，掩翳天日”，把酒店的数量写成了视觉上的遮蔽。正店七十二户是行业规模，彩楼绣旆是街头景观，两者合起来，才是东京酒业的全部。底本没有统计脚店，只说“不能遍数”，这个“不能遍数”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说明密度。

相国寺的“万姓交易”每月几次？寺内各处的货物是怎样分区的？

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，做“万姓交易”。大三门上卖飞禽猫犬之类，“珍禽奇兽，无所不有”；第二、三门卖动用什物，搭彩幕露屋义铺，卖铺合、簟席、屏帏、洗漱、鞍辔、弓剑、时果、腊脯。近佛殿的摊位被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、赵文秀笔、潘谷墨占定。 两廊是诸寺师姑的摊子，卖绣作、领抹、花朵、珠翠头面、生色销金花样襆头帽子、特髻冠子、绛线；殿后资圣门前卖书籍、玩好、图画，以及诸路罢任官员的土物、香药；后廊是日者、货术、传神之类。商品按空间分区，越往殿后越“雅”，书、画、香药与退休官员的土物集中在那里。 寺院本身也值得记：三门阁上并资圣门各有金铜铸罗汉五百尊、佛牙等，凡有斋供，皆取旨方开三门；左右有两瓶琉璃塔；寺内有智海、惠林、宝梵、河沙东西塔院，各有住持僧官；每遇斋会，饮食茶果、动使器皿，虽三五百分，莫不咄嗟而办。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：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，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；殿庭供献乐部马队；朵廊壁隐楼殿人物，“莫非精妙”。 万姓交易把宗教空间临时变成市场，但市场的秩序仍依附寺院：门、殿、廊、资圣门，每一层对应一类货。底本没有写摊税、也没有写管理，只写“每月五次开放”，频率本身就是制度。 还有一层时间上的意义：每月五次，不是每日。寺院平日是宗教空间，开放日才临时转为市场；摊位的分区仍按寺院的门、殿、廊排列，说明市场没有另建场地，而是借用了既有建筑。这种“借空间”的做法，比专门建市场更省成本，也更符合东京寸土寸金的情况。

宋代食店怎样点菜、上菜？“分茶”“川饭店”“南食店”各卖什么？

食店里最大的一类叫“分茶”。底本列了它的菜单：头羹、石髓羹、白肉、胡饼、软羊、大小骨角、炙犒腰子、石肚羹、入炉羊罨、生软羊面、桐皮面、姜泼刀、回刀、冷淘、横子、寄炉面饭。吃全茶，饶齑头羹。另有川饭店，卖插肉面、大燠面、大小抹肉淘、剪燠肉、杂煎事件、事熟烧饭；南食店卖鱼兜子、桐皮熟脍面、煎鱼饭。 瓠羹店的门面很有辨识度：门前用枋木及花样启结缚成山棚，上挂成边猪羊，相间三二十边；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，谓之“欢门”。每店各有厅院、东西廊，称呼坐次。客人坐下，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；都人点菜“百端呼索”，或热或冷、或温或整、或绝冷、精浇、膘浇，人人不同。 点菜之后是行菜。行菜者听完，近局次立，从头唱念，报与局内；当局者叫“铛头”，又叫“着案”。须臾，行菜者左手杈三碗、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，散下尽合各人呼索，“不容差错”。一有差错，坐客告诉主人，必加叱骂，或罚工价，甚者逐之。这段是宋代餐饮业分工的珍贵记录：点单、唱念、掌勺、跑堂，各有名目。 底本还记了器与价：士人入店用琉璃浅棱碗，谓之“碧碗”，又叫“造羹”；菜蔬精细，谓之“造齑”，每碗十文；面与肉相停叫“合羹”，半个叫“单羹”；旧只用匙，今皆用箸。连餐具的变化都写进来了。 食店条还记了一个细节：客人点菜“百端呼索”，行菜者要“从头唱念”，这说明宋代食店已经用口头唱报来传递订单，而不是写单。唱念既是记性，也是手艺；一旦出错，坐客可以告诉主人，罚工价甚至逐出。底本把这套流程写得比菜单还细，正因为它是都城市井最日常的技艺。

饼店分几种？底本为什么特意写“五更卓案之声”和“五十余炉”？

饼店分两种：油饼店与胡饼店。油饼店卖蒸饼、糖饼、装合、引盘之类；胡饼店卖门油、菊花、宽焦、侧厚、油碢、髓饼、新样、满麻。前者偏甜软，后者偏油酥，店名与货名一一对应，几乎没有交叉。 饼是现烤的。每案用三五人捍剂、卓花、入炉，“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”。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、皇建院前郑家最盛，每家有五十余炉。五十余炉同时开火，供应的是全城清晨的早点；底本用“卓案之声”写声音，比写香气更有现场感：天还没亮，整条街先被擀面杖和案板叫醒。 把饼店放回城市的作息里，它的位置就清楚了。卷三马行街条说“市井经纪之家，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饮食，不置家蔬”，卷四饼店正好承接这句：都城人不在家做饭，五更的饼炉就是他们的厨房。卷三又说马行街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”，饼店的五更正是夜市与早市交接的时辰；鬼市子也是五更点灯，三者叠在同一段时间里。 底本没有记饼价，也没有记店主的名字，只以“最盛”二字点出两家，并用“五十余炉”给出规模。本书不替它补价目，只把饼名、炉数与地点收入市肆层。 饼店条只有一百余字，却把时间、声音、人数、炉数都写到了。底本写店不写价，写炉不写饼，是因为饼太日常，无需解释；反倒是“五十余炉”这样的规模，才值得记一笔。读这一条，可以把它当作东京清晨的一个切面：天未亮，案板响，炉火起，城市开始运转。若与卷三“天晓诸人入市”对读，五更的饼香与入市的人流正好接上，读者可以自己把它们连成一条清晨的街市。

酒肆里的“茶饭量酒博士”“大伯”“焌糟”“闲汉”“厮波”“礼客”“撒暂”各指什么人？

底本在《饮食果子》开头给酒肆里的各类人下了定义：店内卖下酒的厨子叫“茶饭量酒博士”；店中小儿子都通叫“大伯”；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、绾危髻，为酒客换汤斟酒，叫“焌糟”；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饮酒，近前小心供过，使令买物命妓、取送钱物，叫“闲汉”；向前换汤斟酒歌唱，或献果子香药，客散得钱，叫“厮波”；下等妓女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得些小钱物而去，叫“礼客”，也叫“打酒坐”；卖红色或果实萝卜之类，不问酒客买与不买，散与坐客然后得钱，叫“撒暂”。 这七种人可分三类。博士、大伯、焌糟是店内的固定服务；闲汉、厮波是半固定的帮闲，靠客人赏钱；礼客、撒暂是流动的闯入者，一个唱，一个散。底本用“谓之”逐个定义，等于一份酒肆岗位表，也等于一份城市闲散人口的谋生方式表。 并非所有酒店都接受这套人。底本紧接着说：唯州桥炭张家、乳酪张家，不放前项人入店，也不卖下酒，只以好淹藏菜蔬卖一色好酒。这两家走的是“清店”路线，用拒绝帮闲来维持店格。可见酒肆的分层不只在正店、脚店，也在“放不放闲汉”。 这些称谓是本书话语层最重要的材料之一：它们记的是行为与角色，不是身份。同一个人今天做闲汉、明天做厮波，底本不管；他只管把酒肆里可能出现的几种人一一命名。读东京的市井，先要读懂这些名字。 七种人里，只有博士、大伯、焌糟是店方的人；闲汉、厮波、礼客、撒暂都是外来者。酒店要应付他们，既不能赶尽，也不能全收；州桥炭张家、乳酪张家的“不放”，因此不只是卫生措施，也是经营定位。底本把这两家的例外写在定义之后，等于给这份岗位表加了一条注脚。

东京的干果子有多少种？从果名里能看出怎样的货源地？

底本在《饮食果子》里列了一长串干果子：旋炒银杏、栗子、河北鹅梨、梨条、梨干、梨肉、胶枣、枣圈、桃圈、核桃、肉牙枣、海红嘉庆子、林檎旋乌李、李子旋樱桃、煎西京雪梨、夫梨、甘棠梨、凤栖梨、镇府浊梨、河阴石榴、河阳查子、查条、沙苑榅桲、回马孛萄、西川乳糖、狮子糖、霜蜂儿、橄榄、温柑、绵枨金桔、龙眼、荔枝、召白藕、甘蔗、漉梨、林檎干、枝头干、芭蕉干、人面子、马览子、榛子、榧子、虾具之类。 果名里藏着产地：河北鹅梨、西京雪梨、镇府浊梨、河阴石榴、河阳查子、沙苑榅桲、西川乳糖、温柑、绵枨金桔、召白藕，都是带地名的货。东京不产这些果子，全靠商路运来；一个果子摊，就是一张缩小的全国物产图。 加工方式也分几路：旋炒（银杏）、梨条梨干梨肉（晒制）、枣圈桃圈（去核成圈）、查条（切片）、林檎干枝头干芭蕉干（风干）、乳糖狮子糖霜蜂儿（糖制）。同一批果子，可以鲜卖，也可以做成干果、糖食，延长售卖期。 底本没有记价格，也没有记摊主，只列名目。这一串名字的价值不在文学，而在词汇：它保存了北宋东京果品市场的完整货单，其中许多名字后来失传。读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份八百年前的果摊清单来读。 这份货单还有时间层次：旋炒银杏、炒栗子是秋冬，樱桃、李子、荔枝是春夏，梨条、枣圈、查条则全年可用。东京的果子摊因此不是季节性的，而是用加工品把四季拉平。底本把它们混列在一起，读者要自己按果期与做法重新排序，才能还原一张按季节铺开的摊子，而不是一张货单。

肉行与鱼行各怎么做生意？为什么鱼行只在三座城门进货？

肉行：坊巷桥市皆有肉案，列三五人操刀，生熟肉从便索唤，阔切、片批、细抹、顿刀之类；至晚即有燠爆熟食上市；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。肉案不是固定店铺，而是分布在坊巷桥市的摊子；三五人操刀，说明一个肉案就是一个小分工。 鱼行：卖生鱼用浅抱桶，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，或循街出卖；每日早惟新郑门、西水门、万胜门，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；冬用黄河诸远处客鱼来，叫“车鱼”，每斤不上一百文。鱼行靠城门进货，是因为活鱼要从城外水域运来，三座门正对着西、北的水路。 两条对读：肉行重刀工，鱼行重保鲜。阔切、片批、细抹、顿刀是肉铺的行业术语，四种刀法对应四种做法；柳叶串、清水中浸是短途保活法，鱼在桶里还能活到街口。一个把肉切好，一个把鱼养活，都是为了让顾客买回家就能下锅。 底本写肉行“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”，说明零售起点极低，几文钱就能买一份；鱼行的车鱼“每斤不上一百文”，则是冬日的平价货。东京的肉食消费是日常的，不是节庆的；这两条短记，正好补上州桥夜市与酒楼条看不到的底层市场。 两条之外，本书还有“肉行”“鱼行”作为条目标题，说明行会已经成形。但底本不写行老、不写行规，只写操刀与进货；行会制度在本书里是隐形的，只能从“行”字与集散地推知。这是本书记市井的特点：写动作，不写组织，读者却能从动作里看出组织，也能从“行”字里听见行老的声音；底本不写它，不等于它不在，只是他更愿意让刀案自己说话，让读者从刀声里听出行规，从鱼价里看出水路。

六月没有节令，东京人怎样吃喝纳凉？

六月是时物上市的季节。巷陌路口、桥门市井都卖大小米水饭、炙肉、干脯、莴苣笋、芥辣瓜儿、义塘甜瓜、卫州白桃、南京金桃、水鹅梨、金杏、小瑶李子、红菱、沙角儿、药木瓜、水木瓜、冰雪、闵水荔枝膏，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。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，悉用银器。 又有沙糖菉豆、水晶皂儿、黄冷团子、鸡头穰、冰雪、细料馉饳儿、麻饮鸡皮、细索凉粉、素签、成串熟林檎、脂麻团子、江豆栗儿、羊肉小馒头、龟儿沙馅之类。前一组是果与冷饮，后一组是点心与小食；青布伞、床凳堆垛是临时摊位，银器是两家冰雪老店的招牌。 底本说“都人最重三伏”，因为六月中别无时节，往往风亭水榭、峻宇高楼、雪槛冰盘、浮瓜沈李、流杯曲沼、苞鲊新荷，远迩笙歌，通夕而罢。没有节令，就自己造一个纳凉季：风亭水榭是场地，冰盘浮瓜是吃法，通夕笙歌是时间。 把这一条与州桥夜市的夏月菜单对读，会发现冰雪、荔枝膏、木瓜、绿豆反复出现：它们是东京夏天的共同语汇。底本不写冰从哪来，只写“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”，这一句已经暗示藏冰与卖冰是专门的生意，不是家家能办。 这一条的位置也值得注意：它夹在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与七夕之间，是卷八的“无事之月”。底本没有为六月立节，却为六月立了一条货单，说明在孟元老眼里，城市的日常比节令更值得记。节令一年几次，日子却天天要过；冰雪、水饭、凉粉这些寻常物，才是东京夏天的底色，节令只是浮在上面的那一层；一层是节令，一层是日子，底本两条都写，读者两层都要看。

东京的清晨是怎样开始的？五更报晓之后，哪些人先动起来？

每天交五更，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，各分地分，日间求化；趋朝入市的人听见就起。诸门桥市井已开：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“饶骨头”，间有灌肺及炒肺；酒店多点灯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点心；间或有卖洗面水、煎点汤茶药者，直至天明。 接着是进货的人。杀猪羊作坊，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，动即百数；果木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，叫果子行；纸画儿也在那里，行贩不绝；卖麦面的每秤作一布袋，叫“一宛”，或三五秤作一宛，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，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，至天明不绝。 最后是叫卖的人。御街州桥至南内前，趁朝卖药及饮食者，吟叫百端。底本没有记他们卖什么，只记“吟叫百端”四个字；声音成了清晨市场的一部分。报晓的是寺院行者，开市的是门桥，进货的是作坊与麦面车，摆摊的是果子行与纸画，叫卖的是御街的小贩——一条时间线，把城市从睡梦中分层叫醒。 值得注意的是寺院的作用：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，按地分报晓，日间求化。报晓不是官府差事，而是寺院求化的方式；城市借寺院的声音起床，寺院借报晓的脚程化缘。这一条把宗教与市井的互相依存写得很具体。 这条时间线还可以与卷三“马行街铺席”对读：那里说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州桥夜市到三更，寺院报晓在五更，中间只隔一个更次；东京的夜晚不是被睡眠切断的，而是被这两头接起来的。底本把报晓放在“天晓诸人入市”的开头，正是把它当作一天的起点；三更收摊、五更报晓、天明入市，周而复始。

“诸色杂卖”里有哪些上门服务？什么叫“院子”和“泥盆”？

底本列了一串上门服务：养马有两人日供切草，养犬供饧糟，养猫供猫食并小鱼；有锢路、钉饺、箍桶、修整动使、掌鞋、刷腰带、修襆头帽子、补角冠；打香印的人管定铺席人家，时节印施佛像；打水的人各有地分坊巷；还有使漆、打钗环、荷大斧斫柴、换扇子柄、供香饼子炭团，夏月有洗毡淘井的。底本说“举意皆在目前”。 此外还有“卖梅子”，又叫“把街”：军营放停，乐人动鼓乐于空闲，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，散糖果子之类。这不是卖梅子，而是用乐声聚人、用糖果散场，是一种流动的招徕术。 宅舍宫院前，有就门卖羊肉、头肚、腰子、白肠、鹑兔鱼虾、退毛鸡鸭、蛤蜊、螃蟹、杂燠、香药果子，博卖冠梳领抹、头面衣着、动使铜铁器、衣箱、磁器；也有拿这些物事作扑的，叫“勘宅”。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、向背聚居，叫“院子”，皆小民居止，每日卖蒸梨枣、黄糕麋、宿蒸饼、发牙豆。 春时宫中差人夫监淘在城渠，别开坑盛淘出的泥，叫“泥盆”，候官差检视了才盖覆。这一句把城市卫生也写进来了：淘渠是官办，泥要检视，不能随便倒。诸色杂卖看似零碎，合起来却是一张覆盖全城的服务网——从马草到猫食，从箍桶到淘井，从卖糖到淘渠，每一项都有专人、有地分。 “院子”与“泥盆”是两条城市史的材料：院子是后街闲空处团转盖屋形成的小民居聚落，说明东京的住房向缝隙里生长；泥盆是淘渠淤泥的临时堆放与检视制度，说明城市卫生有官办的一面。底本把这两条夹在杂卖之后，看似随手，实则把“服务”从人家门口延伸到了街巷与沟渠。

底本四次写到“蔡太师”，为什么始终不写出他的名字？

蔡太师在底本里出现四次，全部是地点坐标。卷一河道条写汴河上的桥，“次曰太师府桥（蔡相宅前）”，桥名来自宅第；卷三寺东门街巷条写“街南蔡太师宅”，与建隆观、州瓦子并列成街坊方位；卷六的十六日条写宣德楼前“右楼相对，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”，是元宵看棚的排位；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写“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之磨下蔡太师园”，是城外园林的一处。四处都只称官称，不称名。 这是宋人记事的习惯：称“太师”这类官衔既是敬称也是通称，本名反而少见于市井记录。底本另一处称“蔡相”，“相”指宰相，与“太师”同指一人，只是称法不同。数据库因此把蔡太师、蔡相归为一条人物记录，两名并存为别名，而不擅自合并成本名。 学界通指此人为蔡京。但底本没有一个字写出本名，本书体例是“底本没写的不编”，所以人物表的姓名栏就写“蔡太师”，注里标明底本称法与学界通指，供检索而不作断言。读者若要拿它做史证，需自行核对《宋史》一类外部材料，不能把这条注当成底本原文。 从四处坐标能读出的信息其实不少：宅在汴河桥畔与梁门大街一带，园在金明池外，元宵夜在宣德楼右侧朵楼设幕次，位次在“执政戚里”之上。这四条连起来，是一个权臣在都城里的空间足迹——住哪里、游玩哪里、在典礼中站哪里。本书不评人，只记位置，而位置本身就是权力地图。 这也是《东京梦华录》记人的通例：除非有技艺可记（如李成画、潘谷墨），人物往往只以官称或诨名出现，附在某条地理或仪节里。想知道“蔡太师”的生平，本书帮不上忙；想知道他在东京城里的位置，本书是难得的现场记录。

孟景初三见：园主、杂剧色、教坊使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

三次分别是：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“奉胜寺前孟景初园”，是城外园林名单里的一个园主；卷九天宁节上寿条“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、侯伯朝、孟景初、王颜喜而下，皆使副也”，是宫廷宴会上的杂剧演员；卷十除夕条“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，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”，是禁中大傩的领队。三处只有名字相同，身份说法不同。 底本自己就给出了两种职名：一处称“教坊杂剧色”，一处称“教坊使”。杂剧色是乐人编制中的行当，教坊使是教坊的长官，两者不是一回事。可能是同名二人，可能是一人由伎艺升至使职，也可能有传写之误。底本没有交代，本书也不替它交代：人物表把三条系在同一名字下，注里写明两种职名各出何处，让矛盾暴露而不是被抹平。 “奉胜寺前孟景初园”这一条更值得留意。卷六列举的是都人出城探春的去处，玉津园外学方池亭榭、玉仙观、一丈佛园子、王太尉园、孟景初园并列，说明这是当时人认得的私家园林。一个教坊中人能在城郊有园，且与王太尉园并称，若确是一人，可见其社会位置并不低。这只是推论，不是底本的断语。 除夕大傩一段写得极具体：“身品魁伟”是选他装将军的理由，“贯全副金镀铜甲”是行头；随后“用镇殿将军二人，亦介胄，装门神”，“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，装判官”。可见大傩的角色是按体形分配的：魁伟的装将军，丑肥的装判官。教坊使本人上台，说明这不是差役，而是教坊一年一度的大节目。 千余人的傩队“自禁中驱崇出南薰门外转龙弯，谓之‘埋崇’而罢”。孟景初的名字被记在这一段里，等于被记在一年最后一个仪式的领头位置。三处合读，读者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传记，而是一个名字在东京城里留下的三个坐标：城外的园、内殿的戏、除夕的甲。

郓王、蔡太师、燕越王、高俅这些权贵，在底本里各自站在什么位置？

底本几乎从不为权贵立传，只在仪节里给他们排位。十六日条写宣德楼上“须臾下帘，则乐作，纵万姓游赏”，接着“两朵楼相对：左楼相对，郓王以次彩棚幕次；右楼相对，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”。宗室在左，宰执戚里在右，这是朵楼的方位分配，也是当时的尊卑秩序。 郊礼条写得更明确：“坛上设二黄褥，位北面南，曰‘昊天上帝’；东南面曰‘太祖皇帝’”，是配享的位置；“亚献终，献上亦如前仪。当时燕越王为亚终献也”。亚献、终献由亲王担任，这是大礼中固定由宗室出面的环节。底本用“当时”二字，说明这是记录一次亲见之礼，不是抄录制度。 唯一被点到名的武将是高俅。卷十车驾宿大庆殿条写夜里严警喝探：“各一名喝曰：‘是与不是？’众曰：‘是。’又曰：‘是甚人？’众曰：‘殿前都指挥使高俅。’更互喝叫不停。”这是禁卫夜间口令的实录，高俅的名字是被喊出来的，不是被评论的。底本不写他权倾一时，只写他的官衔在黑暗里被反复喝问。 三处合起来看：郓王与蔡太师出现在观赏场合，燕越王出现在祭祀场合，高俅出现在警卫场合。场合不同，记法一样——都是“某官某人在某处做某事”。本书对权贵没有褒贬，也没有轶事，只有位次、职名与动作，读者看不到一句评判。 这种写法有一个后果：想知道这些人的生平、党争、结局，本书一概不答；想知道北宋末年的典礼如何排班、夜里如何喝探，本书答得比史书细。数据库把这些名字都收进人物表，注明出现的条目与次数（多为一次），并且不补史传材料。人物层在这里的价值是索引，不是评传。

京瓦伎艺里的“浑身眼”“鳖膨刘乔”“尹常卖”，是诨名还是本名？

卷五京瓦伎艺条是全书名录最密的一段：小唱李师师、徐婆惜、封宜奴、孙三四；嘌唱弟子张七七、王京奴、左小四、安娘、毛团；讲史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高恕、李孝详；小说李慥、杨中立、张十一、徐明、赵世亨、贾九；影戏董十五、赵七、曹保义、朱婆儿、没困驼、风僧哥、俎六姐；杂班“刘乔、河北子、帛遂、吴牛儿、达眼五、重明乔、骆驼儿、李敦等”。 名单里三类名字混在一起。一类像本名或姓氏排行：李师师、王京奴、孙宽、曹保义、张七七、左小四。一类是由身体或行为特征转成的诨名：浑身眼（球杖踢弄）、没勃脐、没困驼、骆驼儿、达眼五。一类是行当加姓：尹常卖与《五代史》连读，“常卖”是叫卖之意，等于卖唱讲史的尹某；文八娘则与“叫果子”连读。底本一律照录，不作区分。 到卷九天宁节上寿，同一个刘乔换了一种写法：“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、侯伯朝、孟景初、王颜喜而下，皆使副也。”“鳖膨”冠在姓名之前，是舞台上的诨号。可见诨名与本名在宫廷记录里也会连写，读者由此知道“鳖膨”就是那个刘乔。数据库把鳖膨刘乔与刘乔并为一条，别名互见。 卷七宝津楼诸军百戏条里出现的是另一批人：“是时弟子萧住儿、丁都赛、薛子大、薛子小、杨总惜、崔上寿之辈，后来者不足数。”薛子大、薛子小在卷五写作“张成弟子薛子大、薛子小”，明确标出师承。师徒并列、兄弟并列（子大子小），是伎艺世家的记法。 底本对这些人只给三样东西：名字、行当、场地。不给生平，不给作品，不给评价，“其余不可胜数”是它最常见的收尾。因此本书的伎艺人层只能做成名录：谁在哪个瓦子、演哪一路、和谁同场。想复原一段说话的文本，本书没有；想知道崇观年间东京有哪些名角，本书是最早的清单之一。

底本记名的匠人与商贩有哪几家？为什么偏偏记住他们？

相国寺万姓交易条写“近佛殿，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、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”。“占定”二字极重：佛殿前的摊位是固定的，三家占住，别人挪不动。蜜煎、笔、墨都不是大路货，靠的是名声而不是位置。 寺东门街巷条写“巷口宋家生药铺，铺中两壁，皆李成所画山水”。李成是山水名家，药铺拿他的画当两壁，等于用名笔做店面装饰。同条还有“丁家素茶”“向北李庆糟姜铺”“孙殿丞药铺”，都是招牌。可见东京的店铺竞争中，名家字画与老字号是硬通货。 立秋条写鸡头（芡实）：“鸡头上市，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。中贵戚里，取索供卖。内中泛索，金合络绎。士庶买之，一裹十文，用小新荷叶包，糁以麝香，红小索儿系之。卖者虽多，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。”一条里写尽了市场分层：皇家泛索、中贵戚里取索、士庶零买，而李和靠“一色拣银皮子嫩者”的品质取胜。 酒楼条记高端外卖：“卖贵细下酒，迎接中贵饮食，则第一白厨，州西安州巷张秀，以次保康门李庆家，东鸡儿巷郭厨，郑皇后宅后宋厨，曹门砖筒李家，寺东骰子李家，黄胖家。”“第一”“以次”是排名，七家厨子以地名加姓氏标识，等于今天的地址加招牌。 底本记名的标准很清楚：要么东西好（潘谷墨、李和鸡头），要么位置显（佛殿前占定），要么被公认第一（白厨）。它不写这些人的来历，也不写价格之外的经营细节，所以这一层数据只能做成“名物＋名家＋地点”的三元组。对研究北宋品牌与招牌的人，这是难得的现场材料；对想找人物传记的人，这里同样没有。

东京的载货车有哪几种？太平车、平头车、串车、痴车各有什么用途？

太平车是最大的货车：上有箱无盖，箱如构栏而平，板壁前出两木长二三尺，驾车人在中间，两手扶捉鞭里驾之；前列骡或驴二十余，前后作两行，或牛五七头拽之；两轮与箱齐，后有两斜木脚拖夜；中间悬一铁铃，行即有声，使远来者车相避；车后系驴骡二头，遇下峻险桥路，以鞭唬之，使倒坐缍车令缓行；可载数十石。官中车惟用驴差小。 平头车比太平车小：两轮前出长木作辕，梢横一木，独牛在辕内，项负横木，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。酒正店多用它载酒梢桶；梢桶如长水桶，面安靥口，每梢三斗许，一贯五百文。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相似，但棕作盖，前后有构栏门，垂帘。 独轮车前后二人把驾，两旁两人扶拐，前有驴拽，叫“串车”，因为不用耳子转轮；用来般载竹木瓦石。无前辕、止一二人推的车，常为卖糕及糕麋者所用。平盘两轮叫“浪子车”，唯用人拽；载巨石大木、只有短梯盘而无轮叫“痴车”，皆省人力。还有驼骡驴驮子，皮或竹为之，如方匾竹差，两搭背上，斛礼则用布袋驼之。 这些车是东京物流的底盘：太平车运粮，平头车运酒，串车运竹木瓦石，痴车运巨石大木。底本连铁铃、倒坐缍车、梢桶容量与价钱都记了，说明他关心的是“怎么运”，不只是“有什么车”。铁铃一响，远来的车就知道要让路；这是八百年前的交通规则。 车名的取义也直白：太平取安稳，平头取形制，串车取串联，浪子取轻便，痴车取笨重。底本不解释命名，读者从用途就能反推。东京的街道能走几十头骡驴拉的大车，也能走一人推的痴车；车的谱系，其实就是道路的谱系。

“谓之”在全书出现多少次？这个句式在做什么工作？

词频统计显示，“谓之”是全书最高频的词组，出现 164 次，远超第二名“之类”的 85 次。全书正文三万余字，平均每两百字就有一个“谓之”。它不是修辞，而是记法。 句式固定为“先描述，后命名”。潘楼东街巷条写五更市易“至晓即散，谓之‘鬼市子’”；十二月条写贫者装妇人神鬼巡门乞钱，“俗呼为‘打夜胡’”；诸色杂卖条写军营放停、乐人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、散糖果子，“谓之‘卖梅子’，又谓之‘把街’”。前一半是现象，后一半是名称。 三种引导词有细微分工。“谓之”最中性，是通用命名；“俗呼”强调这是民间叫法，与官方名称有别；“市语”特指行业黑话，卷九天宁节上寿条写内殿杂戏“不敢深作谐谑，惟用郡队装有似像，市语谓之‘拽串’”。底本用这三个词把命名的来源标出来：谁这么叫，在什么圈子里叫。 这一句式对数据库的价值极大。它天然是一条“术语—释义”对，可以直接抽成词表：现象描述在前，术语在后，条目编号定位。本次挖掘的名物层与词频层就靠它切分，“鬼市子”“打夜胡”“卖梅子”“把街”“拽串”“花褪马”“鞅缰”“泥盆”“勘宅”“院子”都是从“谓之”句里摘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“谓之”就是这部书的骨架句式，抽掉它，全书会散成一堆没有名字的现象。 反过来说，一部书里“谓之”这么多，说明作者心里始终有一个不熟悉的读者，他在给外行人翻译东京话。这也提示本书的写作姿态：不是为朝中修典，而是为不懂这座城的人写说明书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就理解了全书为什么以名词为主、以故事为辅。

城门、桥梁为什么常常有两个名字？“正名”和“俗呼”怎么区分？

卷一外城条列完北城四门后加了一句括注：“（诸门名皆俗呼。其正名如西水门曰利泽，郑门本顺天门，固子门本金耀门。）”作者自己交代：前面用的都是俗称，正式名称另有其字，并举了三个例子。 河与桥也一样。“蔡河正名惠民河，为通蔡州故也”；汴河上“次曰州桥（正名天汉桥）”。州桥是天汉桥的俗名，但因为正对大内御街，全书凡写州桥皆用俗名，正名只在这一处出现。卷三写“直至梁门，正名阖阊”，同样是双名并举。 全书用“正名”四次、“俗呼”两次，双名对照集中在卷一、卷三的地理条目里。规律是：日常叙事一律用俗名，只有首次出现或专门解释时才附正名。读者若只记俗名，会在官方文书里对不上号；若只记正名，则读不懂本书的街巷叙述。更要注意，专门作注的只有城门这一处；桥与河的正名是随文夹注，散见于卷一、卷三。书中列出的三十多个门名，只有西水门、郑门、固子门三个给出了正名，其余的正式名称本书一概不载，缺口要靠别的文献才能补。 数据库因此把地点层的名字与别名分开存：主名存底本正文最常用的写法（州桥、蔡河、梁门），别名存括注里的正名（天汉桥、惠民河、阖阊、利泽、顺天门、金耀门），注里保留“正名”“俗呼”这两个底本用语。检索任一名字都能命中同一地点，统计时不会把一个地方算成两处。 双名现象本身是一条史料：官方定名与市井叫法长期并存，说明命名权并不真正在朝廷手里。东京人天天走州桥，很少说天汉桥。本书忠实记录了这一层语言现实，也正因如此，它比正史地理志更像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说的话。

书里的“御”“都人”“士庶”“百官”“诸军”“中贵”各指什么人？

称谓统计里最高频的是“御”（88 次），其次是“都人”（17）、“百官”（16）、“诸军”（14）、“车驾”（13）、“士庶”（13）、“市井”（11）。这些都不是人名，而是群体标签，是本书指代人群的主要手段——全书几乎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普通市民，能查到的都是这类称呼。 “御”与“车驾”指皇帝一方：御街、御裹小帽、御香拂路，车驾宿大庆殿。“百官”是文职朝参人群，元旦朝会、天宁节上寿的场面都由他们构成。“诸军”是军队与班直，卷七宝津楼百戏、卷十大礼仪卫里的表演与警卫都由“诸军”“诸班直”承担。 “都人”与“士庶”指城里普通居民，但用法有别。民俗条：“若见外方人为都人凌欺，众必救护之”——这里的“都人”是与“外方人”相对的本地人。立秋条：“士庶买之，一裹十文”——“士庶”是士人与庶民的合称，与同条前文“中贵戚里，取索供卖”“内中泛索，金合络绎”形成三级消费层次。 “中贵”指宦官，“戚里”指外戚。酒楼条“卖贵细下酒，迎接中贵饮食”，说明有一批高端餐饮专门服务宦官群体。“市井”则指街市商民，与“士庶”相比更偏商贩。这些词在底本里从不定义，读者只能从上下文推知边界，边界也常常含混。 数据库把这些泛称单独立一层，只记词条、次数与出处，不映射到具体人物——因为底本本身就没有指认任何个人。用这些词查询时请注意：它们是社会分层的名词，不是人口统计的口径。本书给出的是“东京人怎样称呼自己与别人”，而不是“东京有多少这样的人”。

“都市钱陌，官用七十七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各行各业的数字不同？

卷三有一条极短的条目，全文只有六十三个字：“都市钱陌，官用七十七，街市通用七十五，鱼肉菜七十二陌，金银七十四，珠珍、雇婢妮、买虫蚁六十八，文字五十六陌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。”这是全书最短的独立条目之一，却记了一件影响所有交易的事。 “钱陌”是以不足百文的钱当一百文用的习惯，七十七陌即七十七文作一百文。官用七十七，街市通用七十五，卖鱼肉菜的短到七十二，金银七十四，珠珍、雇婢妮、买虫蚁六十八，文字五十六。数字越小，实际付出的钱越少，等于行业内部的折扣。 末句“行市各有长短使用”是总纲：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一套长短钱。这不是朝廷制度，而是市场惯例；官府只规定自己收支用七十七，民间各自成习。所以本书把它单立一条，与“雇觅人力”“防火”并列，作为城市运行的基础规则，而不是附在某个市场条目下面。 有了钱陌，书里的价格才能读懂。鱼行条“每斤不上一百文”的车鱼，是按哪一种陌？立秋条鸡头“一裹十文”，又是哪一种？底本没有说明，只能按所在行业推测。这也是读宋代物价的通病：数字必须与陌法合看，否则会系统性地高估或低估。 数据库把这条完整录入，并在物名与商店各层保留底本原样的价格字符串（“一裹十文”“每斤不上一百文”“三五百两银器”），不做换算，只在注里指向钱陌条。理由是任何换算都要先假定一种陌法，而底本不给这个假定。宁可留原始数字，让读者自己去乘。钱陌之外，本书的物价还常带“贯”“文”“两”等计量，如民俗条“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”，说的是银器的重量而非钱数，读时要一并留意，不能一律折成铜钱。

“阔切、片批、细抹、顿刀之类”这种写法有多常见？“之类”起什么作用？

“之类”是全书第二高频的词组，出现 85 次。肉行条：“列三五人操刀，生熟肉从便索唤，阔切、片批、细抹、顿刀之类。”四个词既是刀法，也是点菜的用语——顾客“从便索唤”，喊的就是这些名目，行话直接变成了菜单。 民俗条写行业服色：“谓如香铺裹香人，即顶帽披背；质库掌事，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。”诸色杂卖条写院子小民“每日卖蒸梨枣、黄糕麋、宿蒸饼、发牙豆之类”。三处结构一样：举几个实例，用“之类”收口。 这是一种有意的省略。作者不是不知道还有哪些，而是认为读者能类推。“之类”前面列的是最有代表性的几项，后面留给常识。它既节省字数，也把清单变成范例；读者得到的是抽样，不是全集。还有一个细节：“之类”前面的列举往往是三到五项，很少更多，也很少只有一项——三项是记忆的容量，五项是书写的耐心。若把“之类”当成“等等”轻轻滑过，就丢掉了作者留下的取样规则，也会把范例误当全集。 对数据库来说，“之类”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此处不可穷举。凡是带“之类”的句子，名物层只收已列出的词，不推测未列出的；统计条数时也标注该处为开放列举，避免把它当成完整清单去算总量。全书八十五个“之类”，就是八十五处提醒。 与“之类”配合的还有“等”（“李师师、徐婆惜、封宜奴、孙三四等”）与“不可胜数”“不能遍数”“其余莫知其数”。这些词共同划出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法边界：它承认自己只是抽样。行业术语能留到今天，靠的正是这种抽样——四个刀法词、三个服色词，就足以让读者听见宋代肉案上的吆喝。

这个底本没有序、没有作者名，怎样判断它记的是什么时候的东京？

底本开篇即“卷一”，正文里找不到书名、作者与成书年代——本次所用的网络本删去了序跋，只留十卷正文。因此断代只能靠内证。书里有几处年号：白矾楼“后改为丰乐楼，宣和间，更修三层相高”；“政和后来，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”；卷七“大观初，乘骢马至太和宫前”；卷五“崇、观以来，在京瓦肆伎艺”；“宣、政间”在卷七、卷十共出现四次。 五个时间标记全落在北宋徽宗一朝：大观、崇观（崇宁、大观）、政和、宣和、宣政（宣和、政和）。最晚的一处是“宣和间”，说明所记至少延续到宣和；书中不见靖康以后事，也不见南渡痕迹。据此可以把正文所记定为北宋末崇宁至宣和年间的东京。 需要划清界限的是：作者姓名与成书年代属于底本之外的知识。这个网络本里没有这些字，数据库的作者栏只写“孟元老（题）”，标明这是传统题名而非底本自署，成书年代一律不填。dataset_meta 记明底本无首尾、断代依据是内部年号词，人物与时间线各层一律不据史书补写。凡引用本书者，若需作者与序跋，应另择有注本，并注明与网络本的差异。 这种以年号为坐标的写法也影响阅读。作者不说“我在某年看见”，而说“宣和间如何”“政和后来如何”，等于把城市的变化挂在年号上。读者要重建时间线，只能把这些年号词一条条摘出来排序；数据库的时间线层就是这么做的，每条记录都带一个年号词与来源条目，没有年号的只标相对层次。 底本还有一处直接的时间自陈，在除夕条末：“凡大礼与禁中节次，但尝见习按，又不知果为如何，不无脱略，或改而正之，则幸甚。”作者承认自己只是曾经见过、按行过，不知究竟如何，难免脱漏，请人改正。这句是全书最坦白的一句话，也是判断本书性质的关键：它是追忆性的见闻录，不是官方典制档案。

书里说蔡河上有桥十一座，为什么数出来是十二座？这类矛盾怎么处理？

卷一河道条：“南壁曰蔡河……河上有桥十一：自陈州门里曰观桥（在五岳观后门），从北，次曰宣泰桥，次曰云骑桥，次曰横桥子（在彭婆婆宅前），次曰高桥，次曰西保康门桥，次曰龙津桥（正对内前），次曰新桥，次曰太平桥（高殿前宅前），次曰粜麦桥，次曰第一座桥，次曰宜男桥，出戴楼门外曰四里桥。”从观桥到宜男桥共十一座，而“出戴楼门外”的四里桥在城外，加起来是十二。 汴河条同病：“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，河上有桥十三”，下面从虹桥一直数到“门外曰横桥”，实得十四座。城门条也有：卷一写“西城一边，其门有四”，随后列新郑门、西水门、万胜门、固子门、西北水门五个。 三处的共同点是“总数在前，明细在后”，而明细里最后一名总在范围之外——城外的桥、城外的门。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先按城内计数，再顺手把界外的补上，忘了改总数；也可能有传写脱衍。底本无从判定，本书不替它判。 处理办法是照录：数据库的地点层把十二座蔡河桥、十四座汴河桥全部收入，各自标注所属河道与在城内还是城外；dataset_meta 单独记下这三处“标称数与实列数不符”，作为底本体检的一部分。任何统计都以实列条目为准，同时另存标称数，两者不合并、不平均。 这对读者的意义是：用《东京梦华录》做量化研究时，不能直接相信它自己给出的数字，必须回到明细清单去数。数据库把两样都留着，正是为了让这种核对可以在一处完成——标称数看 dataset_meta，实列数查地点表，矛盾一眼可见。

底本里“土庶之家”“驱崇”“埋崇”这些写法是错字吗？数据库要不要改？

除夕条：“是夜禁中爆竹山呼，声闻于外。土庶之家，围炉团坐，达旦不寐，谓之‘守岁’。”“土庶”当作“士庶”；同一书卷八立秋条正作“士庶买之，一裹十文”。一字之差，前后不一，而两处指的是同一群人。 十二月条：“装妇人神鬼，敲锣击鼓，巡门乞钱，俗呼为‘打夜胡’，亦驱崇之道也。”除夕条傩队“自禁中驱崇出南薰门外转龙弯，谓之‘埋崇’而罢”。两处“崇”都应是“祟”——驱祟、埋祟是傩礼的本义，“崇”是形近而讹。 寺东门街巷条：“街北旧乾明寺，沿火改作五寺三监。”“沿火”费解，或为“延火”（延烧）之讹，或另有脱字。底本只此一见，无从对勘，只能存疑，不宜凭猜测改写。 数据库的处理原则是“底本怎么写就怎么存”：正文原样入库，讹字不改；同时在 dataset_meta 里列出这些可疑用字与判断理由，供读者自己取舍。检索层做别名映射，“土庶／士庶”“驱崇／驱祟”归到同一词条下，避免统计时重复计数，但原始字符串一字不动。校勘有对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四法，本书只做到本校（以本书前后互证，如土庶对士庶）与理校（据字形字义推断，如崇对祟），没有对校与他校，因为手边没有别的版本可比。 这样做的原因是网络本没有校勘记，改字就等于替一个来历不明的本子做主。宁可把可疑处标出来，让矛盾留在明面上，也不把一份经过悄悄校改的文本当成底本交给读者。引用原文时请以正文表里的字符串为准；要知道哪里有讹误，请查 dataset_meta 的底本体检记录。

书里常说“旧日”“今”“宣、政间”，这几个时间层怎样叠在一起？

卷十青城斋宫条：“所谓‘青城’，旧来止以青布幕为之，画砌甃之文，旋结城阙殿宇。宣、政间悉用土木盖造矣。”一句话里两个时间：旧来是临时布幕，宣政间变成土木建筑。仪式的规格在提高，也暗示开销在增加。 卷七驾回仪卫条：“妓女旧日多乘驴，宣、政间惟乘马，披凉衫，将盖头背系冠子上。”同样是两层对照，比的是交通工具与衣饰。卷一河道条写西浮桥“旧以船为之桥，今皆用木石造矣”，则是旧与今两层，说的是桥的结构；卷二酒楼条写白矾楼“后改为丰乐楼，宣和间，更修三层相高”，把一次改建钉在具体年号上。 还有第四种写法，只写变化不写年代：卷三“街北旧乾明寺，沿火改作五寺三监”，用一个“旧”字与“改作”交代兴废，读者不知道是哪一年，只知道今昔不同。 三层时间的功能不同。“旧／今”是最宽的对照，说明事物已经变了；“宣、政间”把变化收进徽宗朝最后二十年；“大观初”“政和后来”“宣和间”更细，几乎可以系年。作者追忆时并不做年表，而是随写随标。数据库的时间线层因此把每条线索都带上一个来源条目与年号词，没有年号的只标相对层次，绝不把“旧”换算成某一年。 这解释了本书的一个基本气质：它写的从来不是某一年的东京，而是变化中的东京。城市在作者笔下始终有两个以上的样子——他记得的旧样子与他追记时的新样子。读这本书，如果不把时间层拆开，就会把不同年代的现象压成同一幅画面，以为妓女乘马、青城用土木、浮桥用木石是北宋一贯的样子，而忘了它们各自有起始的年代。

全书为什么以除夕收尾？作者在最后一句说了什么？

卷十的最后两条是十二月与除夕。十二月条从“街市尽卖撒佛花、韭黄、生菜”写起，经腊八粥、二十四日交年、“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”，到“卖干茄瓠、马牙菜，胶牙饧之类，以备除夜之用”，全是备年的物事。除夕条接写禁中大傩与守岁，然后停笔。 全书的编次是先空间后时间：卷一至卷四记城、河、街、市、店，卷五记民俗、娶妇、育子与京瓦伎艺，卷六自正月起按月推进，一直排到卷十的十二月与除夕。以一年最后一夜收尾，等于把一座城放回它自己的时间循环里：明年正月，一切重来。卷六开头“正月”二字，就是这个循环的起点。 收尾处正是全书唯一的自我评述：“凡大礼与禁中节次，但尝见习按，又不知果为如何，不无脱略，或改而正之，则幸甚。”作者说自己只是曾经见过、按行过，不知究竟如何，难免脱漏，请人改正。这句话的位置很妙——它跟在千余人的大傩与通宵守岁之后，把前面所有华丽的仪节都降了一格：这是记忆，不是档案。 读者由此得到一个判断标准：本书的可靠性是目击者级，不是官修级。凡作者身在其中（御街、瓦子、街市、池苑），细节密得惊人；凡他在外面看（禁中大礼、郊坛行礼），就自陈脱略。数据库在礼俗与时间线各层都保留了来源条目，读者可以据此判断某一处记载的视角远近。 结尾不写感慨、不写兴亡，只写一句请人纠错。这也是本书与后来同类追忆之作不同的地方：它不把自己当成悼亡的文字，只当成一份可以校订的清单。十卷终了，没有跋，没有诗，只有一句“则幸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