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剧在东京至少有四种场合。瓦肆里，任小三“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，差晚看不及”，是天天的日常场；元宵夜，榾柮儿在宣德楼前作杂剧，是节庆场；宝津楼下，诸军百戏收尾有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”，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，是阅兵场；天宁节上寿，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、侯伯朝、孟景初、王颜喜而下皆使副，是宴礼场。 四种场合的观众不同，尺度也不同。瓦肆卖的是热闹，五更就开；元宵卖的是与民同乐，演给楼下的万姓看；宝津楼是诸军呈艺，杂剧夹在百戏与马术之间；上寿是宴请外国使节的正式场合，杂剧要收着演。底本在第五盏下写得很明白：“内殿杂戏，为有使人预宴，不敢深作谐谑，惟用郡队装有似像，市语谓之‘拽串’。” “拽串”是本书留下的一个市语：不深作谐谑，只用郡队装扮得“有似像”，也就是把滑稽压成模仿。这一句比任何戏剧史的定义都直接：杂剧的谐谑程度，取决于座上有无外使。同一门技艺，在瓦肆可以放开，在集英殿必须收敛。 本书没有系统列杂剧角色，也没有记剧本。它能复原的是“谁在演、在哪演、演给谁看”，不能复原“怎么演”。角色名如末泥、引戏、副净、副末、装孤，在本书里找不到完整定义；因此杂剧层只能到艺人、场合与尺度，剧本层是空白。 四种场合也对应四种收入方式：瓦肆靠棚钱与看客，元宵靠官府与摊贩，宝津楼靠赐宴与赏赐，上寿靠教坊俸禄与宴赏。底本不记钱，只记场合；但场合本身就决定了艺人吃什么饭。杂剧在东京不是一种职业，而是几种职业共用的技艺，场合一变，演法就得跟着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