锚点在卷十七「历代人物」（V17-S01）。底本开篇：「杭城湖光山色之秀，钟为人物，所以清奇杰特，为天下冠。自陶唐至于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之人物，彬彬最盛；至宋则人物尤盛于唐矣。」随后按朝代序列，陶唐下列「箕公许由，隐寓昌化晚溪」，汉下列严陵、孙氏诸人，直至宋代钱氏一族、沈括、周邦彦等。 第一层原因是地志传统。方志记「人物」，例从上古起，以示此地人文之远。许由、严陵是否真寓杭，本有争议，但地志惯于「援引高贤以重其地」，作者承此传统，不加辨伪，只记「隐寓昌化」「隐耕富春山」的传说。 第二层原因是分类标准。表中所收，不止达官，兼有隐士（许由、严陵、林逋）、武将（孙坚、孙策、凌统）、文士（沈括、周邦彦）、忠节（褚遂良）、方技，末尾总述曰「或身廉而直道以事，或职显而位居三公，或历谏臣……或隐而不仕」，说明「人物」取的是「可称者」，不是「可贵者」。 第三层原因是乡土认同。南宋行都的士人需要一部「杭人谱」来确认自己的来历；把陶唐至宋的人物串成一线，等于为临安构造一条与中原比肩的人文谱系。这也是为什么表末要说「详见于《临安志书》」，把责任推给更详的志书。 读法上须分清事实与建构：许由、严陵属传说层，钱氏一族、沈括、周邦彦属可考层，作者把两层并列而不说明，是方志的惯例，也是它的局限。用此表统计「杭州历代名人」，须先分层。 方志体例中，「人物」与「选举」本可分列。本书把状元单出，把乡贤归「人物」，正合此例。但作者又把许由、严陵这类传说人物放进「人物」，说明他理解的「人物」不是「科举成功者」，而是「此地可称之人」，范围比选举宽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