锚点在卷二十「妓乐」（V20-S03）。底本先记教坊十三部与衙前乐，再记「自景定以来，诸酒库设法卖酒，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，拣择上中甲者」，随后分别列举：「官妓如金赛兰、范都宜、唐安安、倪都惜、潘称心、梅丑儿、钱保奴、吕作娘、康三娘、桃师姑、沈三如等，及私名妓女如苏州钱三姐、七姐、文字季惜惜……」 第一层是身份。官妓属乐籍，名在官府，随时承应官差；私名妓不在官册，自行营业，但须在官府「设法卖酒」时听调。前者是「役」，后者是「业」，二者在法律与人身归属上不同。 第二层是场所。官妓多在州府宴会、圣节满散、鹿鸣宴、同年宴一类公筵；私名妓多在酒库、茶肆、歌馆。底本说「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、缙绅同年会、乡会，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」，可见「官差」与「库」相连，酒库是官妓承应的主要场域。 第三层是技艺。底本评官妓「歌喉宛转，道得字真韵正，令人侧耳听之不厌」，又评私名「后辈虽有歌唱者，比之前辈，终不如也」。评价的标准是歌，不是色，这提示读者：乐籍女子的核心技艺是唱，不是侍。 第四层是名单的意义。底本列出官妓十一人、私名二十余人，且多标籍贯（苏州、婺州），这是难得的城市娱乐业名录。它说明临安的乐妓市场是跨地域的，外来女子占相当比例。 合看四层：官妓与私名妓的分列，不只是身份的区分，也是场所、技艺、来源的区分。本书用一份名单，写出了行都娱乐业的组织结构。 还有一层：官妓既在乐籍，其人身与婚配皆受官府节制，故底本记其名而不记其姓，只称「金赛兰」「唐安安」一类艺名。私名妓则多带籍贯与排行，如「苏州钱三姐」「婺州张七姐」，写法上的差异，正是身份差异的投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