锚点有二：卷一元宵条（V01-S04）与卷十九「塌房」（V19-S03）。前者开篇即「昨汴京大内前缚山棚，对宣德楼，悉以彩结」，历叙汴京灯山、文殊普贤、草龙灯烛，然后接「今杭城元宵之际」；后者引柳永《咏钱塘》「参差十万人家」，随即说「此元丰前语也。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，驻跸几……」 第一层是移民记忆。临安居民多自汴京南来，故都风物是他们的共同记忆。作者记汴京旧事，不是掉书袋，而是替一代人存念。这一类「昨……今……」的句式，在全书出现多次，构成一种固定笔法。 第二层是比较的尺度。记杭城元宵，先说汴京如何，再说杭城如何，读者自然以汴京为尺。底本说杭城灯品「他处所无」，又说「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」，褒杭而抑汴，语气里带着行都人的自得。 第三层是批评的参照。塌房条引柳永词，说明「十万人家」是元丰旧数；又说南渡之后人口更盛，故房租腾贵。以汴京旧数为参照，才能显出临安房价之畸高。 第四层是身份的确认。称临安为「行都」，称汴京为「京师」，两者并称，说明作者始终把临安看作临时之都。这一政治定位影响了全书的语气：所记虽盛，终是「行在」。 合看四层：汴京是记忆、是尺度、是参照、是身份的镜子。读《梦粱录》若忽略这一层，便会把它当作单纯的临安志，而看不出它其实是一部「两京对照记」。 再补一层：称呼的差别也很明显。作者称汴京为「京师」「旧京」，称临安为「行都」「行在」，从不称临安为「京师」。这一称谓的坚持，是南宋士人政治认同的底线，也是全书「梦」的框架之所以成立的前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