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看分布。全书引诗约一百三十处，可考作者以苏轼最多，白居易、林逋、杜甫、欧阳修、周紫芝次之；引诗多出现在仪注、游观、寺院、园囿诸条。 第一层是「以诗证俗」。元宵条引「前人诗曰：帘卷天街看驾回」，以诗证驾回之景；圣节赐宴条引「殿侍高高捧盏行，天厨分脔极恩荣」，以诗证赐宴之仪。诗在这里是「旁证」，用来补散文之不足。 第二层是「借诗增重」。记景灵宫，引宝谟学士赵师睾诗；记四圣延祥观御园，引侍臣周紫芝诗。所引者多为近人、名人，其诗未必佳，但作者之名可增条目之重。这是方志的惯技。 第三层是「以诗存人」。卷十七方外僧条引苏轼《参寥泉铭》与赠慧勤长诗，卷十九园囿条引周紫芝从驾诗，诗因人传，人因诗显。作者借诗把僧、官、隐士串进城市记忆。 第四层是「诗与俗的张力」。所引诗中，颂圣者多，写实者少；唯柳永「参差十万人家」、林逋「烟崖早笋肥」数句，能见市井与物产之真。作者不辨诗之工拙，只取其「可证」，故引用标准是史料价值，不是文学价值。 合看四层：本书引诗，兼有证俗、增重、存人三用，而以证俗为主。读者用它作诗史材料须谨慎——所引多为节引、偶有讹字（如「自居易」），不可径作校勘底本。 还要说明引诗的方法：多为节引，取一二联以证一事，不录全篇；偶有讹字，如高僧条「自居易」当作「白居易」。故本书可作「诗与风俗」的索引，不可作「诗集」的辑佚来源。用它校勘，须先核底本。补一句：诗可证俗，俗不能证诗，这是用本书引诗时须守的分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