锚点在卷十九「塌房」（V19-S03）。原文：「柳永《咏钱塘》词曰：参差十万人家。此元丰前语也。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，驻跸几……」此下记南渡之后人口骤增、房舍不敷，富室与官府争造「塌房」以寄藏货物，租金腾贵。 第一层是人口的证据。以柳永词作元丰旧数，以「驻跸」作南渡新变，两个时点一对比，人口增长便有了尺度。作者不列户口数字，却用词句与史事作证，这是笔记的写法，不是统计的写法。 第二层是「塌房」的功能。塌房是货栈，供商旅寄藏货物，兼可住人。它的兴起说明临安不只是消费城市，也是物流枢纽：货物入城，须有存放之处。 第三层是房租的推论。塌房既供寄藏，又供居住，需求集中，租金自然腾贵。作者由此说到「僦屋钱」——卷一元日条已记「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」，可见房租是都人日常重负之一。 第四层是比较的意味。以汴京旧数为参照，临安人口更密、房租更贵，作者的潜台词是：行都之盛，亦是行都之困。这一层意思他未明说，须从「此元丰前语也」一句的转折中读出。 合看四层：一条「塌房」，牵出人口、物流、房租、民生四事。这正是本书的长处——以一名一物为入口，写出一座城的结构。 还应补一句：房租之贵，见于卷一元日条「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」，也见于本书对「僦舍」的屡次提及。塌房条只是把它与人口、物流串起来；单看塌房，看不出房租，须与岁时诸条合看。再补一句：塌房条由词句起、由房租结，正是「以文证事」的写法；若只取其中的数字，反会失去作者的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