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回谢寓抽着鸦片，心里盘算「老三一定又要换户头了」，随即发出一大段议论：「我们职业虽贱，然而去操著商务上的总机关。」她把妓业说成商务的枢纽，理由分三层：她先说「农工却是先天的资料」，出品再精也「没有脚会得跑到应用的人的面前去」，要靠商人流通；商人既被说成没羁勒的马，同业姊妹便是王良造父一流，手里捏着皮夹，能「要东就东，要西就西」。 接着她引两个典故给自己撑腰：「发起我们这个行业的管大夫，设女闾三百」，曾国藩克复南京后先整顿秦淮河上的「曲廊洞房、层楼深屋」，来「招集我道中人」。这两件事在底本里是当作证据用的，用意却不在考史，而在把最贱的行当往兴商上靠。她还说上海南市不如北市、华界不如租界，英租界、美租界最旺，「英租界上就有我们这一般诸姑姊妹的吸引力」——把租界的繁华归功于妓业的吸引力。 这段话是全书最露骨的讽刺之一。说它露骨，因为说话的人自己并不信：她一边说职业虽贱，一边承认去操著商务上的总机关，末了又叹「我们这行业须改良改良，才是正经。」可见她真正关心的不是商战，是老三相中梅生、当场给幼竹难堪，坏了生意。作者让她把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，正好暴露道理的用途——替一门贱业找体面。 更狠的一层在讼师的比方。她说中国把「女子做婊子，男子做讼师」看作最坏的人，外国却算「最高等的人格」。这一比，把商战、法律、人格全搅在一处。作者不出面驳，只让谢寓越说越得意；读者自会看出，这套议论越堂皇，底下的算计越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