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注不是周密的原文，是校勘者的手笔。证据在密度与位置：卷一「四孟驾出」一段仪卫名目里，几乎每三五个名词就夹一条——「引驾主首（两行各五人○宋刻『引驾主首』作『引主驾首』）」「击鞭（两行各七人○宋刻『击鞭』作『系鞭』）」「茶酒班殿侍（各二十人○宋刻『三十一人』）」「编排禁卫行子（三十人……○宋刻『三十一人』）」「执烛笼亲从（……○宋刻『烛笼』作『灯笼』）」。同一条目内异文如此密集，只能出自校者。 「宋刻」指宋刊本，「陈刻」指陈氏宝颜堂秘笈本。卷六「诸色伎艺人」棋待诏下明说「此后从陈氏宝颜堂秘笈本参校」，等于给「陈刻」下了一个定义。两本异文的性质不同：宋刻多字形形近而讹（觑/戏、鞭/系、笼/灯、编/排），陈刻多是词句整段的出入。 卷六「酒楼」第一条就带两条注：「和丰楼（武林园南上库○宋刻无『南』字）」「西楼（金文西库○宋刻『金文库』）」。一个「南」字的有无，直接改变库的方位；「金文西库」与「金文库」之间，差着一个「西」字所代表的库序。读者若跳过小注，会把这些当成原文照抄。 卷八「宫中诞育仪例略」的注更专业：「金二十四两八钱七分四厘（裹木篦、竿权、针眼、铃镯、镀盆案，『针眼』陈刻作『银针』，俱似误）」。校者不只记异文，还下判断「俱似误」。同卷「绿席毡、蒲合、褥子各二（陈刻『蒲』作『绣』）」「香墨十铤（钿漆影金匣。○陈刻『钿漆』作『红罗』）」，都是实物名色的分歧。 可见底本是一个「正文＋校记」合流的本子：正文取一本为主，异文以双行小注夹在句中，形制上无法与原文区分。校者姓名，全书无一字。